①原载《震惊世界的失窃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如果把科研成果比做一颗种子,那么广大群众就是这颗种子得以发芽、生长的肥沃土壤;如果把科学普及比做美丽的花朵,那么科普工作者便是花圃中的辛勤园丁。
  近些年来,在我国繁花竞放的科普园地里,周国兴的作品以其质朴的风格、深邃的内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卓然标立于群芳众艳之中,赢得了人们的重视与赞赏。他的那部《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刚一出版,法国巴黎的百世纪出版社立即进行了翻译,把它介绍给了法国读者,并认为这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明人类起源研究史的优秀著作。接着,国内又将它翻译成维吾尔文和朝鲜文本,更加扩大了这部书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人类起源的故事》,该书以通俗而生动的内容,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和破除宗教迷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79年,他的科学小品集《狼孩·雪人·火的化石》在天津出版以后,更是受到了科普界的好评,成为了天津市的获奖作品。
  “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汗滴在花间。”在科普创作的道路上,周国兴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从种子的播种,到田间的耕耘,从育苗培土,到施肥浇灌,无不渗透着园丁的心血和汗水。
  1937年,周国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南通是长江岸边一个幽雅而美丽的城市。气势磅礴的江流,景色清秀的狼山,赋予了这座江城壮观而又秀丽的色彩。南通又是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我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就坐落在它的市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周国兴,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的情趣。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常常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或攀登于狼山的小道上,捕捉蝴蝶、昆虫,采集山花、野果,倾听鸟儿鸣唱;或倘佯于长江的岸边滩头,拾掇形状各异的贝类,观看滚滚东去的江涛,欣赏变幻不定的浮云……
  进了小学,荒芜的博物苑便成了他和小伙伴们经常游乐的场所。他们在杂草中追逐着,在巨大的鲸鱼骨头上爬来爬去,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鲸鱼这么大,它生活的海洋该有多大啊!”有一次,一个名叫乐德昌的小伙伴坐在鲸鱼骨头上,感慨地说。
  “可惜我们没有见过海呀!”周国兴发生了共鸣。他向往着大海,就像向往着一个神话世界一样。
  几年后的一个暑假里,他终于邀集了几个少年朋友,步行一百多千米,来到了吕四的海边。自然界笼罩在头脑中的一道帷幕被揭开了。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在松软的沙滩上打着滚儿,让海水的浪花和明媚的阳光沐浴着自己的身心……
  一粒科学的种子就这样默默地飘落到了周国兴幼稚的心灵中,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这个时机的到来,是在他上高中的期间。有一次,他偶然读到了裴文中教授一本介绍中国猿人的著作。这本书唤起了他探索人类起源的欲望。高中毕业时,他在升学志愿表中填写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人类学专业。
  一座琳琅满目的科学之宫终于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是大自然诸种创造物中最复杂、最神奇的一种。人既有动物的本能,又有超出动物之上的人类的社会性。因而,人类学便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它不仅要从体质形态方面去把握人的发展和进化规律,而且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研究人类社会的产生和进步。适应这种要求,周国兴除了认真学好课本上的内容以外,还广泛地阅读了许多课外读物,诸如地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考古学,乃至法医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都令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知识,似乎在人类学的镜头前增加了一个广角镜,他透过这个广角镜看到了更为广阔的科学画面。
  这种学习方法反映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便使他的目光能够冲破学科界限,在较多的领域里做出成绩。1962年,他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猿人”,而焦距又对准着从古猿到“猿人”的转化阶段。这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特点的形成时期,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容和深刻的哲学道理。周国兴在这个领域内纵横驰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
  1965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云南元谋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学术界围绕着它是不是直立人的牙齿以及会不会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代表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周国兴在参加了发掘元谋人化石产地并对人化石进行仔细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元谋人是最早的人,是直立人阶段的早期代表,其年代甚至可能超过100万年,而且不排除会用火的可能。现在,除了用火问题仍有争论外,他的基本观点全部得到了证实。当他撰写的《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再研究》的论文在1979年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该文的主要结论被作为这年度考古学的新成就之一,收入了《中国历史学年鉴》与《中国百科年鉴》之中。
  本世纪30年代,美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在我国研究一具黑猩猩的头骨时,化石上面竟有两颗假门牙瞒过了这位古生物学家的眼睛。这一错误在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居然被周国兴指出来了。
  1976年,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作100周年的前夕,周国兴提出了有关的自然哲学论文达5篇之多,其中发表在《文史哲》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的两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看来,人类学的领域,的确大有他的用武之地。可是,人类学并不是一根直挺挺的电线杆子,而却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周国兴在这株树上摘取科研之果,必然要攀缘于各个枝桠之间。他先后发现的河南灵井细石器遗址和云南元谋盆地的细石器,填补了我国黄河以南和云南地区细石器研究的空白。然而,这一工作超出了体质人类学的范畴,有人便认为他偷摘了人家园地里的“禁果”。客气一点地说他“太杂”,不客气地则干脆说他的“手伸得太长”。对此,周国兴总是笑着回答:“‘杂’和‘专’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科学工作者决不能只通过一个针眼去观察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他佩服达尔文的广博和深邃,并时刻将他作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榜样。事实上,达尔文作为科学史上的巨人,在科学方法论上给人们提供的启示,是一点儿也不比他的科研成果逊色的。他的生物进化论的伟大理论,正是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
  1971年,周国兴到浙江省博物馆筹办“劳动创造人”的展览,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那个展览,不仅概括了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也涉及了生命的产生和进化。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达。如果知识面太窄,不能融会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势必无法完成这一展出任务。这时候,长期的知识积累帮了他的忙,“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收集的几百张马列主义关于人类学论述的卡片,更是为他提供了一条思想的主线。展览办得深入浅出,在观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展览的成功,使周国兴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何把人类学的知识在更广大的群众中进行普及呢?正是这一念头,把他引向了科普创作的道路。他决定写书。在对“劳动创造人”的展览作出全面总结的同时,他很快拟定了《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的写作计划。
  起步是艰难的,坚持下去尤其需要毅力。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创作一部科普作品,也许并不比撰写一篇学术论文更为容易。周国兴感到笔头异常沉重。他像一个攀登在高海拔地区的运动员,一步三喘地前进着,在一页页的稿纸上消磨着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两个春秋过去了,案头上不过积存了6万多字的初稿。
  这时,恰好《化石》杂志创刊了。书稿的第一章在这个刊物上得到了发表。在《化石》杂志负责人、科普作家刘后一同志的帮助下,全部书稿被推荐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本书很有意义,只是内容还不够充实,应该更展开一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王幼于同志看过仅有6万多字的书稿后,提出了建议。
  周国兴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他便带着书稿和资料来到了元谋人遗址的发掘现场,在紧张的野外工作之余,进行着书稿的修改和补充。
  当有人提出,希望他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写一本这方面的书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在他看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在补充修改《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的同时,给自己追加了一项新的任务:以浙江展览的业务总结为基础,撰写一本《人类起源的故事》。
  正当他满怀希望和信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时,一场意外的灾祸猛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那是1973年12月,他在元谋盆地的一次考察中,由于搬动一块大石砧,摔了一跤,腰椎骨被扭伤了。回到北京后,伤势显得愈益严重。突出的椎间盘压迫着神经,就像一把尖刀扎在腰部,无法忍受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他躺在病床上,许多无法排解的念头,就像一架风车,无休无止地在他的脑海里转着圈子:难道自己真的就此瘫痪了吗?自己十分喜爱的人类学研究工作,难道就此结束了吗?刚刚拿起的科普创作之笔,难道就此停止了挥动吗?不,这一切决不可能,也决不应该成为可能!可是,希望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呢?他凝视着窗外逐渐变浓的春色,眼眶常常变得湿润起来。
  夏天到了,研究所把他送到青岛去疗养。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特地给他寄去了白药、三七等名贵药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仍旧没有缓解。后来,疗养院为他施行了一种近乎酷刑的治疗方案:病人被捆绑在牵引床上,身体被拉长了8厘米,在没有任何镇痛措施的情况下,用橡皮锤子使劲敲打突出的椎间盘。这每一锤的分量和给病人造成的苦痛,是只有在老虎凳上的受刑者才能体会的。周国兴头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地忍受着。
  敲打了十几锤之后,周国兴痛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可是当治疗结束后,他瘫痪的身体仍旧丝毫也动弹不了。以后在X光片上发现,他的椎骨被敲过了头,已经突向腹侧了。
  一个阴影笼罩着他的全部思绪!
  医生来到了他的床前,用尽量委婉的声调向他解释说:“我们反复分析了你的病情,看来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了:及早做手术。这样或许会成为三级残废,但总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
  “不行啊!”周国兴竭力想从床上坐起来,却只是徒然感到一阵疼痛。没奈何,他只好躺在原位诉说着内心的激情:“医生,你知道,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需要爬山,抡镢头,找化石,采标本,这都不是一个残废人所能做的事情呀!”
  医生沉吟着,慢慢地翻阅着手中的病历:“6年以前,你就患了尿钙增多症。这是一种极少见的疑难病例。它的直接后果是容易造成粉碎性骨折。即使腰椎没有毛病,野外工作对你也是不适宜的。”
  “不,”周国兴争辩着,“粉碎性骨折只不过是一种假想的后果,而失去行动自由却是现实!假想是可以避免的,改变现实才是当务之急!”
  医生被病人说服了——说得确切一点,是她在这个倔强的年轻人面前感到一筹莫展。过了几天,她请来了几个会武术的工人,询问他们有没有治疗办法。
  武术师们在周国兴的腰间捏摸了一番以后,点了点头:“看来,希望还是有的。”可是,他们接着又摇起头来:“不过,我们不能给知识分子治疗,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周国兴就像一个溺水者见到了救援的船只。他拉住武术师的手,恳求道:“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治吧,再大的痛苦我都顶得住!”
  就这样,新的治疗方案在武术师和病人的密切配合下开始施行了。经过一个多星期,周国兴竟然能够起坐和站立了。随后,他又能下楼行走。于是,他拄着拐杖,沿着山坡开始锻炼起自己的腿力来。
  他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条件。开始,他趴在床上修改着书稿,以后,便能够坐着工作了。他用日以继夜的努力来追回失去了的时间,用意志和毅力去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望。10月间,当他从青岛返回北京的时候,撰写完毕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已经投进了邮筒,送往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另一部20多万字的《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的修改稿,也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的手中。
  他终于朝着理想的目标继续鼓起了奋飞的双翅!
  1975年下半年,他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20多个古人类遗址,行程1万多千米,和摄影师一道为《中国古人类画册》收集材料,拍摄照片。
  1976年,在那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周国兴竟因写科普文章而戴上了“反对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政治帽子,并被剥夺了发表科普作品的权利。可他并没有屈服。在同志们的支持下,他终于顶住压力,继续宣传着科学的真理。
  197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鄂西山区的“野人”考察时,周国兴的身影又活跃在神农架的崇山峻岭之中。
  十年过去了。回顾往事,周国兴感到充实而欣慰。流水似的年华,已经换来了十多篇科学论文和七八十万字的科普作品;激浪般的热情,已经使他在科研和科普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如今,祖国的大地上正响彻着一曲振兴中华的凯歌,人们对科学的渴求正在如烈火一般的燃烧。春正浓,花正艳;路正长,志正坚。周国兴啊,在今后的征程中,你将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献上一束什么样的花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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