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乐观的年代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
  我天性乐观。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
  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机会,就像过去工厂被改头换面一样,很快地,白领阶层的工作场所也会全然改观。工作上的终身雇佣观念已经开始消失。
  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比特,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这一变革发生的时间,恰好与印度和中国的20多亿劳动大军开始上网的时间同步(这一点毫不夸张)。美国皮奥里亚的个体软件设计人员,面对的竞争对手可能在韩国浦项。马德里的数字排版工人也会直接面对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的竞争。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在硬件发展和软件生产两方面到俄罗斯和印度进行“外购”了,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廉价劳工,而是要网罗愿意比本国人更勤奋地工作、更有效率、也更守纪律的高级技术人才。
  当工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互联网络也不断壮大时,完全数字化的办公室也将出现,早在政治走向和谐、关贸总协定谈判就原子的关税和贸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爱维养矿泉水的权利)达成协议之前,比特就已经变得没有国界,比特的存储和运用都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事实上,在数字化未来中,时区可能要比贸易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可以想象,有些软件计划将会24小时不停地在全世界接力开发,从东方到西方,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或是由一个小组交接给另一个小组,当其他人进入梦乡时,会有人接着干。微软公司将需要在伦敦和东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三班倒加速开发软件。
  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而在今天假如有位秘书丢掉了工作,至少他还熟悉数字化世界,因此拥有可以转换的工作技能。
  比特不能吃,在这个意义上比特无法解除饥饿。电脑没有道德观念,因此也解决不了像生存和死亡的权利这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生存有四千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
  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沙皇退位,个人抬头
  对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商业及电脑业自身。所谓的“管理信息系统”沙皇,过去总是高坐在开着冷气、用玻璃隔着的阴森森的房间里发号施令,如今却披上了皇帝的新衣,几乎销声匿迹。少数人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经常是因为他们的级别太高,无人能炒他们的欧鱼,公司董事会不是与外界脱节,就是在睡大觉,也可能两样全占。
  看看“思考机器公司”的例子。这家由电子工程天才丹尼.希利斯一手创办的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超级电脑公司,只存在了10年就寿终正寝。在短短的10年里,思考机器公司向全世界推出了大规模并行处理的电脑架构。它的衰落不是由于它所谓的“联结机器”(ConnectionMachine)管理不当和工程失误造成的。思考机器公司所以化为泡影,是因为并行处理可以被分开来做;同样的大规模并行处理的体系结构,突然之间,已经由于低成本、批量生产的个人电脑的相互联结而成为可能。
  虽然这对思考机器公司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它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刻的寓意上,都是一条重要的讯息,因为这意味着未来的企业,只要在内部普及个人电脑,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把这些电脑联结起来共同处理计算消耗较大的问题,它就可以用一种新的、可升级的方式满足自身的电脑需求。电脑确实既可以为个人服务,也可以为群体服务。我看到同样的分权,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民族国家本身也将遭受巨大冲击,并迈向全球化。50年后的政府一方面变得更庞大,一方面则变得更渺小。欧洲发现自己正分裂为一个个更小的种族实体,与此同时,它却试图在经济上联合起来。民族主义的力量很容易让我们对任何世界一体化的大的努力都嗤之以鼻。但是,在数字化世界里,过去不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将变成可能。
  今天,当全球20%的人消耗掉80%的资源,当1/4的人类能享受到不错的生活水准,而其余3/4的人还过着贫困的生活时,我们怎么可能轻易消除这巨大的鸿沟呢?当政治家们还在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沉重前行,新的一代正在从数字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的孩子们则完全不受地理的束缚。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新的希望和尊严
  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径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一种前所未见的共同语诞生了,人们因此跨越国界,互相了解。今天在学校里上学的孩子,都有机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例如,你可以把电脑程序看成一组电脑指令,同时还可以把它当作由程序的文字缩排而成的诗篇。这些孩子很快就领会到,了解一个程序,意味着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
  但是我的乐观主义更主要地是来自于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今天,信息高速公路也许还大多是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如果要描绘明天的话,它又太软弱无力了。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并且发现,只有成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
  我不是因为预见了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而激发出乐观的情绪。发现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方法,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可行途径,乃至造出一种能吸进我们的空气,喝进我们的海水,再以无污染的方式将空气与水排出来的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随风消散。
  然而,数字化生存却完全不同。我们不必苦苦守候任何发明。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
后记——乐观的年代
  你还不相信有指数增长这回事吗?
  目前,环球网的网址每15天就增加一倍,每隔4分钟就出现一个新的主页(homepage)。自从《数字化生存》的英文版精装本推出以来,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这些互联网络的词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大堆关于互联网络的事情,尽管真正了解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有人批评我,应该在书中多作一点解释。就让我借这个机会稍作补偿吧。
  1963年,一个名叫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is在本书中)的人设计了互联网络。注意,我从来不曾提过他的名字,这确实是我的疏漏。当时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主持电脑研究计划的苏泽兰(在本书中,他的名字出现了4次)邀请罗伯茨到华盛顿去。他们把这个网络设计成一个绝不会失误的讯息传递系统,以包切换方式传输信息,当时称之为ARPA网。我们在书里曾经讨论过信息包,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现在,假定我要从波士顿把这段文字传到旧金山(SanFrancisco)给你。每个信息包(假设包含了10个字母、信息包的序列号码、再加上你的姓名和地址)基本上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有的经由丹佛(Denver),有的经由芝加哥(Chicago),有的经过达拉斯(Dallas),等等。假设当信息包在旧金山依序排列时,却发现6号信息包不见了。6号包究竟出了什么事?
  军方拨款资助ARPA网络的时候,正值冷战高峰。核战争的威胁令大家忧心忡忡。因此,假设6号信息包经过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时候,敌人的飞弹恰好落在这个城市。6号信息包因此不见了。其他的信息包一确定它不见了,就会要求波士顿重新传送一次(这次不再经过明尼阿波利斯了)。
  也就是说,因为我总是有办法找到可用的传输路径,假如要阻止我把讯息传送给你,敌人必须先扫荡大半个美国。没错,在寻找可用的传输路径时(假如越来越多城市被敌人摧毁),系统的速度就会减慢,但是系统不会灭亡,了解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假如你是个网上老手,经常抱怨这个网络速度太慢,别忘了,很多国家是靠着窄带的信道与互联网络搭上线的。这些网络的带宽会很快地加宽,系统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好。在这段时间,当上网人数增加的速度比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改进的速度还快时,网络的速度偶尔会变慢。但是请放心,网络不会崩溃,只会慢下来罢了。有人在偷听吗?
  唯一的危险来自于想要控制网络的政府和政客。全世界都有人高举着为儿童净化网络的旗帜,试图检查网络通信的内容。更糟的是,包括美国在内,不少国家希望能确实找到办法来“窃听”网上讯息。假如这还不足以令你毛骨悚然的话,你最好警醒一点。假如网络没有办法提供最佳的安全和隐私权保障,那么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失误。正因为数字化的本质,数字世界应该比模拟世界安全得多,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想把它变得安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
  不错,毒贩、恐怖分子、涩情小说作家也会利用互联网络。但是,想想看,这些坏人比你我都要装备齐全,更有办法以加密通信的方式,骗过政府。所以,美国的出口法和其他法律都很愚蠢,假如你禁止输出密码术那么唯有罪犯才会使用密码。结果,你不但不能保护一般大众,反而置大众于更危险的境地之中。华盛顿诸公,想清楚一点吧。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隐私权的问题。首先,当我传送讯息给你的时候,你希望知道讯息的确是我传给你的。第二,当讯息在我们之间往返时,你不希望被任何人窃听。第三,一旦讯息已经在你桌上了,你不希望有人擅自闯进来阅读讯息(例如,当你正在网上忙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三种情况都很重要。假如做不到的话,都会带来麻烦,我们在电脑空间(这个名词在本书中只出现了一次)中也必须保有隐私权。
  “比特和原子”这个主题十分打动人心。比较过去和现在从来都很管用。1995年2月,由于涉嫌幕后策划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拉姆齐.优素福被引渡回国,有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也要求美国政府让他们引渡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到德黑兰去,接受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律令的审判。美国国务院根本不把这个要求当一回事,在报纸上看到这条短短消息的读者也一笑置之。
  一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Mi1pitas)的托马斯夫妇没有招惹任何人,完全遵守社区道德标准和当地法律,循规蹈矩地经营一个电子公告牌。有一天,田纳西州(Tenriessee)的一个邮政人员和他们的电子公告牌连上了线,而且不喜欢他在上面看到的东西。这对加州夫妇被控违反田纳西州的法律,因此受审并被判刑。他们被成功地引渡到田纳西州去。
  当我为《数字化生存》的英文版精装本作巡回旅行宣传的时候,我在密执安州(M1chigan)的安阿伯(AnnArbor)拜访了一家书店。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几天前被捕的21岁的密执安大学学生杰克.贝克的父母也在场。
  贝克在alt.sex新闻组(newsgroup)中公布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访问过这个地址,也不清楚该怎样与之建立联系),有个住在莫斯科的家伙读了这篇文章,而且很讨厌它。(别问我他当时在alt.sex新闻组里干什么,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走进了阿姆斯特丹性商店的漆黑店里,却觉得受到侵犯。)不幸的是,这位俄罗斯读者恰好是密执安大学的校友,他的不满导致贝克在深夜11点钟遭到逮捕。结果贝克被丢进监牢里,一个月不准保释,眼镜也被没收了。且慢,我以为我们美国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犯了错,他用了一位女士的真名,因此他的行为被视为深具威胁性,而被极端而荒谬地处以不准保释的监禁。法官埃文.科恩在1995年6月21日驳回了这个案子,贝克的故事被形容为“只不过是篇有点野蛮而没有品味的小说罢了”。
  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我猜对我们而言,法律是个警示信号。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电脑空间究竟在哪里呢?假如你不喜欢美国的银行法,那么就把机器设在美国境外的小岛上。你不喜欢美国的著作权法?把机器设在中国就是了。电脑空间的法律是世界性的,既然我们连汽车零件贸易都没有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要处理电脑法律更谈何容易。无疆界的世界
  就好像樟脑丸会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乱,就已经消逝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发展的空间。
  今天,每个国家的规模都不对,既不是小得足以本土化,又不是大得足以全球化。过去,邻里的意义完全由地理位置接近与否来决定,你在一个国家的边境行走时,很可能因为越界而被射杀。河流、海洋,甚至石墙形成了边界。尽管城市的界线不分明,但是城市的尽头究竟在什么地方,似乎总是不证自明的。
  也因为这种不证自明的情况,而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我们的整个历史都与空间和地方、几何和地理有关。无论冲突起源于宗教、经济或其他非物理因素,战斗的地区却绝对和物质相关。赢家暂时建立了王国,输家可能销声匿迹。国家是非常物质取向的战利品。
  电脑空间则不然。每个机器之间的距离都一样,除了地球本身的范畴之外,电脑空间完全没有物理边界。正如媒体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就整个世界的管理而言,情况也如出一辙。
  这些现象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有迹象显示,在有些社会里,这些现象发生的速度要比其他社会快得多。我的意思不是指物理的社会,而是像金融界、学术界这样的社会,它们目前在全球化和电脑联网上,都拔得头筹。事实上,今天全球金融界是唯一可以不受美国出口法密码术管制的社群。你最近还听说过有人把金条运来运去吗?
  数字世界全球化的特质将会逐渐腐蚀过去的边界。有人感到深受威胁,我则欢欣鼓舞。不再需要背井离乡
  20年前,我和妻子就在一个希腊小岛上买了房子,岛上的药剂师有一天向我透露,他很担心他13岁的儿子那么沉迷于电脑。这位当爸爸的深深感到苦恼,因为他相信,假如他儿子学会了电脑,在这个岛上根本找不到可以做的工作,于是就会像过去几年许多希腊人一样,为了寻找出路而背井离乡。
  我很难向他解释,在他儿子的许多兴趣当中,对电脑的兴趣其实最有可能把他留在家乡。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互联网络上建立了“全球性的家庭工业”。这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其实不然。
  在过去,如果你想要创立跨国性企业,就必须造就庞大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广设办事处。由此,不但能够处理公司的比特,适应当地的法律、习俗,还能控制产品的流通。今天,由于有了互联网络,分处三地的三个人也能组成一家公司,打入全球市场。
  随着白领阶层逐渐被自动化设备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受雇于自己,同时,也会有许多公司开始外购,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两种趋势都指向相同的方向。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己”,你敢打赌吗?
  对我而言,观察翻译成30种语言的《数字化生存》在各国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趣的一件事。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这本书与当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爱维养矿泉水还显得淡而无味。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这本书则广受欢迎,引起热烈讨论。然而,最令我快乐的事情,不是这本书又上了哪里的畅销书排行榜,而是这一年涌来的几千封电子邮件:年纪比较大的人感谢我描绘了他们的孩子正在做或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年轻人则感谢我的热情投入。但是最令我感到满意和成功的,却是我那79岁的老妈妈现在每天都传送电子邮件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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