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一九○七至一九八一)、朝永振一郎(一九○六至一九七九)以及仁科芳雄(一八九○至一九五一)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持??下??。”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迭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覆覆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五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采。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三十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早?、早?、行???、行???!!”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拚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不要太相信专家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三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三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三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五十比一,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像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五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S和T。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V和A而不是S和T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九%。那已很接近了,只九%。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九%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九%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九%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吋,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七%的误差。”
  我想起那九%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九%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七%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九%变成十六%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九%变成很理想的二%?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九%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七%——”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二%——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七%,那二%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二%。”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一%。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二%也不全是实验误差。)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十一%。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不是T,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T。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T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T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T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就是不要签
  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五十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就是我最多只会签十三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十三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我刚好签了十二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签了十三次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过真的会到十三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十二次名,演讲也讲了,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十三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会议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一九五七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鸟﹄的。”(注:“几——苗——鸟”为G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G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
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拜师学画
  有一次我到左赐恩家为他庆祝生日,我们又开始了类似的愚蠢辩论,一直辩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听着,我们所以争论不休,却毫无结论,是因为你对科学一窍不通,而我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所以,以后星期天我们轮流上阵,我教你科学,你给我上艺术课。”
  “好,”他说,“我教你素描。”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唯一会画的图就只有沙漠里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的构图主要是由直线组成,偶尔我会试试加上棕榈树和太阳。我是丝毫没有艺术天分的。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呢,和我一样差劲,每次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他都会画两团扁扁的、椭圆形的东西,好像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有一根树干从上面伸出来,顶上是个绿色的三角形——这就叫做一棵树。所以,我跟左赐恩打赌,他一定没办法教我画画。
  “当然你得用功学!”他说。
  我答应一定会用功,但是还是打赌他没办法教会我。
  其实我很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表达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事实上,左赐恩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叫我先回家随便画点什么。我试着画了一只鞋,又画了插在花瓶里的一朵花,但都画得一塌糊涂。
  我们再碰面时,我给他看我的习作。“噢,看!”他说,“你看,在后方这里,花瓶的线条没有碰到叶片。”
  其实我的本意是要让这条线一直画到叶片的位置。“很好,这是一种表现景深的手法,很聪明呢。”
  “还有,你没有把所有的线条都画得一样粗细(这也不是我刻意营造的),也很好。假如一张画上所有线条都一样粗细,看起来会很呆板。”课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每次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他却用一种正面的看法教会我其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说我错,也不让我难堪。所以我不断尝试,渐渐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我从不满足。
  为了有更多练习作画的机会,我还参加国际函授学院的课程。我得承认他们的课还真不赖。一开头,他们先要我画三角锥和圆柱体,练习加上阴影等,课程涵盖了好几种绘画的领域:素描、蜡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快结束时,我的兴致却逐渐冷却下来。我画了幅油画,但是一直没寄去给他们。学校不停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学下去,他们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我不断练习素描,对素描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假如我在会议上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比方有一次,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应该设立心理系,我就开始画其他在场的人物。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练习画画。所以,我跟左赐恩上课时,确实是很用功的。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争论:到底是他教得比我好呢,还是因为我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我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教一个艺术家了解我对大自然的感受,以便他能描绘出这种感觉。现在我得加倍努力学画,让自己来画出心中的感觉。这是个很具野心的尝试,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开始学画画不久,有位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你应该到帕沙迪纳美术馆看看。他们开了素描班,有模特儿——裸体模特儿——让学生画。”
  “不行,”我说,“我画得还不够好,我会觉得很尴尬。”
  “你画得够好了,你应该看看有些人画的那副模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美术馆去。第一堂课,他们只告诉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白报纸以及各种铅笔和炭笔。第二堂课,模特儿来了,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作模特儿的素描,但是一条腿还没画好,十分钟就已经到了。我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已经画好整幅图画,连她背后的阴影也画了。我明白我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慢慢地,模特儿终于在课堂上摆足半小时的姿势了。我很努力地、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画好她整个身体的轮廓。这次还算有点希望,所以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画盖起来,不敢让别人看。
  我们要互相观摩其他人画的画,我这才发现他们真的能画:不只画了模特儿,还把所有细节和阴影都画出来,包括她坐的椅子及上面放的一本小书、讲台等等,钜细靡遗!他们每个人的炭笔都“沙!沙!”的,就什么都画好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指望。
  我走回去,打算把我的画盖起来。我的画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条线挤在白报纸的左上角,因为之前我都只在笔记本大小的纸上画画,有点成为习惯了。但这时恰好有几个班上同学站在我的画旁边看,其中有个人说:“噢,看看这幅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他话中确实的意义,但是我深受鼓舞,下一堂课才敢继续上。另一方面,左赐恩不停地告诉我,把画布填得太满的画不是什么佳作。他的任务是,教我不要担心其他人怎么画,他说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不逼你往特定方向走
  我注意到老师话并不多,他告诉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画在纸上显得太小了。他反而鼓励我们尝试各种新的画画方式。这让我想到我们教物理的方式:我们有太多的技巧,太多的数学方程式,所以当教授的不停地告诉学生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但绘画老师却很害怕告诉你任何事情。如果你的线条画得太重,老师不能说:“你的线条太重了。”因为有些艺术家正是以厚重的线条画出伟大的杰作。绘画老师不愿意逼迫你往特定的方向走,所以他们碰到的沟通问题是,怎么让学生慢慢领悟出绘画的技巧,而不是单靠传授;但物理教师却老在传授解物理习题的技巧,而不是从物理的精神层面来启发学生。
  他们总是不断叫我画画时,要更放松一点。但是,我觉得叫一个刚学开车的人放松驾驶盘,是不大说得通的,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小心地把事情做好时,才有可能开始放松。所以,我很反对这种不停的叫人放松的说法。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让我们放松的练习,就是画画时不看画纸——目光绝不要从模特儿身上移开,手则在画纸上描绘出线条,却不要低头看自己画成什么样子。
  有位同学说:“我没办法不看,我只好作弊,我打赌班上每个人都作弊。”
  “我没有作弊!”我说。
  “噢,胡说!”他们说。
  我做完我的练习,他们都过来看看我画了些什么。他们发现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的笔尖从一开始就断了,因此画纸上除了秃笔的印痕外,什么都没有。
  当我终于削好铅笔之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发现我的画别有一股力量,有点滑稽,有点像毕加索的特色,我很喜欢。我很满意这幅画的原因是,我知道以这种方式不可能画得多好,所以这幅画画得差一点也不足为奇。其实所谓“放松”,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我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乱画一通”,其实放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不要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
  我在绘画班有很大的进步,感觉也很不错。一向以来,课堂上的模特儿都是属于粗线条、没什么身材的那种,不过画起来也蛮有趣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堂课,来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身材的比例恰到好处。而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是不懂得怎么画画:我根本画不出任何近似这个漂亮女孩的形貌!画其他模特儿时,画得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什么差别,反正他们的身材都不怎么样。但当你要画一个外貌、身材都这么匀称的女孩时,你骗不了自己——每一笔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行!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很能画的家伙问她,愿不愿意充当私人模特儿,她答应了。“好极了,但我还没有工作室,我得先解决这问题。”他说。
  他的画画得实在好,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到很多;而且我估量绝不再有机会画这样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所以我说:“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充当工作室。”
  他们两人都同意了。我拿了一些那家伙画的画给左赐恩看,他吓了一跳,“画得没有多好嘛!”他说。他解释不好的原因给我听,但我一直没真正听懂。
  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学画画前,我对于看画从来都兴趣缺乏,对艺术品不怎么会欣赏;只除了一两次,像有次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看到一幅褐色的纸上画着竹子。对我来说,这幅画的美就在于画家几笔挥毫下,竹子就浑然天成,我可以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流连忘返。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很快地,游客全涌进来,人潮闹哄哄地到处流窜,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我四处逛,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然后稍稍往下看,看到几幅很大的裱框的画。我想:“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画!”
  不幸,我把旅游指南遗留在旅馆了,但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没有什么名气了,因为这些都画得不够好。”接着我看到另一幅画,心想:“哇!这幅画得倒很好。”再看另外一些画。“这幅很好,那幅也不错,可是那幅很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觉得除了其中两幅之外,其余的都很不错。
  走进一间叫拉斐尔(Sala de Raphael)的展览室,发现同样的现象。我作结论:“拉斐尔的作品水准很不稳定,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有时画得很好,有时却画出一堆垃圾。”
  回到旅馆以后,我翻阅旅游指南,在有关西斯廷教堂这部分上写着:“在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下方,有十四幅由波蒂些尼(Bottiecelli)、波路芝奴(Perugino)的画,”他们都是伟大的画家;“另外两幅则是由不著名的某某及某某所画。”我兴奋莫名,虽然我说不出这些画的名称和作者,我却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佳作,哪些不是!科学家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当艺术家说:“这幅画是杰作”,或“这幅画很差”,而没法解释理由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拿画给左赐恩看的时候,情形正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拉斐尔的秘密呢?原来在于那里的画,只有少数真正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其余都是他学生的作品。而我喜欢的几幅,正好都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信心大增。
  后来,我那绘画班的同学和漂亮模特儿来过我家几次,我努力描画,并跟我的同学学习。练习了好几次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画——是模特儿的人头像——我为这初次的成功兴奋不已。
卖画的乐趣
  我终于有足够自信以后,便开口问老朋友德米屈亚迪斯(Steve Demitriades),可不可以请他美丽的妻子充当我的模特儿,我会以这幅画像回报他。他笑起来了:“如果她肯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没什么意见,哈哈!”
  我很努力地画这幅画,而当他看到这幅画时,他反过来完全站在我这边了:“画得真好!”他赞叹,“你能不能找个摄影师把它拍下来,多弄几份?我想寄回希腊去给我妈妈看!”他母亲还没见过这个媳妇。这真是令我非常振奋,因为我已进步到有人想要我的画的地步了。
  另外也发生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有一次,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办了个画展,我也提供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替这个画订个价码。”
  我想:“别傻了!我不想卖掉这些画。”
  “这样画展会更有趣。假如你不会舍不得这些画的话,就订个价钱吧!”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潮”。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
  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片给她看。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画?”
  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考虑一下吧!”他说。
  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来个意外惊喜。
  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
  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
  所以,我决定开始卖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买画的原因,只是因为“物理教授通常不会画画,这多有趣啊!”
  所以我要取个笔名。我的朋友瑞特(Dudley Wright)建议我叫“欧飞”(Au Fait),在法文里是“完成”的意思。我用英文音译为Ofey,刚好就是黑人拿来称呼白人的字眼。当然,反正我是白人,所以无所谓。

尝试裸体素描

  有个模特儿想让我替她画一张素描,但是她没有钱。
  模特儿通常都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会来做这一行了。
  她说如果我替她画一幅画,她愿意免费当三次模特儿。
  “恰好相反,”我说:“只要你免费当一次模特儿,我就送你三张画。”
  后来,她把我送她的其中一幅画挂在房间的墙上,她的男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十分喜欢。他甚至愿意出六十美元跟我订一幅她的画像(我的行情愈来愈见俏了)。
  然后,这女孩还想到要当我的经纪人,四处告诉别人“阿塔迪纳有位新画家——”兜售我的画作,她可以多赚点外快。这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有趣呢!她帮我安排在帕沙迪纳最高级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我的画,她和百货公司艺术品部门的职员一起挑了一些画——我早些时候画的一些植物(我并不很喜欢的画)——全部裱框。布洛克百货给我一张签好名的文件,上面说我有某张、某张画在那里托售。当然,最后连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那真是我的一大成就:我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谈别的,单单是我可以因此而告诉别人,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曾经达到颠峰时期,就够有意思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透过左赐恩找模特儿,但偶尔我也会自己想办法。每当我碰到看起来对画画会有兴趣的年轻女人,我就请她们当我的模特儿。但通常我都只画了她们的脸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请她们裸体供我作画。
  有一次我去左赐恩家,跟他太太提到:“我从来没有办法让这些女孩裸体摆姿势,我不知道左赐恩是怎么办到的!”
  “你问过她们吗?”
  “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
  下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裸体摆姿势。“当然可以!”她说,就这样了,原来并不那么困难。我想是自己想太多了,老觉得问这种问题有些不对劲。
  到那时为止,我已画过很多素描;而在那个阶段,我比较喜欢画裸体像。我想那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一种混合体,但艺术究竟占多大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左赐恩介绍的一位模特儿,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玩伴女郎,长得既高又漂亮,任何一个女孩看到她,都会十分嫉妒。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太高了,进房间时都半弯着腰。她摆姿势的时候,我试着教她“站直一点”,因为她实在是优雅、引人注目。她听了我的话。
  然后她又担心其他事情了:她的腹股沟有凹痕。我要拿出一本解剖学的书来解释给她听,之所以会出现凹痕,乃是由于肌肉附着在髂骨上;而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凹痕,只有像她这样身材匀称得恰到好处的人才会有。
  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不管长得多美,每个女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外貌。
  我想替她画一幅彩色的蜡笔画,作为一种实验。我想先以炭笔素描,再着上颜色。我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描,画的时候丝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我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让这幅画保持原貌。
  我的“经纪人”看到这幅画,决定把它拿去兜售。
  “你不能就这样拿去卖,”我说:“这只是用白报纸画的。”
  “噢,甭管它,”她说。
  几个礼拜后,她带着那幅画回来,画已经裱上了美丽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一幅画裱框后竟然可以美化这许多,真是一件有趣、但会令艺术家为之气结的事。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她们就去找裱画商。裱画商说有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裱白报纸:先把它浸在塑胶里,然后这样、再那样。这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把画裱好,然后叫我的经纪人把画带回来给我看看!那位女士还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多可爱。”
  我当然很高兴。这显示又有人能直接从我的画作中得到快乐,这才是卖画的真正乐趣。
  为按摩院作画
  有一段时间,城里有几家上空餐厅——你可以在那儿吃中餐或晚餐,跳舞的女孩起先只是上空,过一会就一丝不挂。其中有一家上空餐厅离我家只有一英里半,所以我常常前往光顾。我通常坐在那里,在画有花边的桌垫纸上推演一些物理问题;有时候也会画画跳舞女郎或者是其他顾客,稍微练习一下。
  我的太太温妮丝(第三任太太)是个英国人,她倒是很能接受我光顾这家餐厅。她说:“英国男人也常常去俱乐部。”所以,这就有点像我的俱乐部。
  餐厅里到处挂着画,但是我都不太喜欢。它们都是用萤光颜料在黑色天鹅绒上画的画,看起来蛮丑的,题材都是女孩脱掉毛线衫之类。我有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模特儿凯丝,画得很不错。我就把这幅画送了给餐厅老板,让他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结果,送画给他为我带来许多好处——餐厅老板变得十分友善,每次都请我喝东西。现在,每次我到那里,女服务生就会送来免费的七喜汽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跳舞,做一点物理,准备一下功课,或信手涂鸦。如果累了,我就观赏一下节目,再继续工作。餐厅老板知道我不想被打扰,所以如果有个醉鬼过来跟我搭讪,女服务生会立刻过来把他支开。如果来的是女孩子,他就不会做什么。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他叫吉安奴尼(Gianonni)。
  餐厅挂我的画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很多人会问起这幅画。有一天,有个家伙过来对我说:“吉安奴尼说,那幅画是你画的。”
  “是欸。”
  “好,我想跟你订一幅画。”
  “可以,你喜欢画什么?”
  “我想画一个裸体的西班牙斗牛女郎,被一头人面公牛攻击。”
  “嗯,呃,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订这画的用途,会对我有点帮助。”
  “我想挂在我的店里。”
  “什么样的店?”
  “按摩院。你晓得,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有按摩女郎——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我不想画这个题材,因此我极力劝阻他:“你的客人看到这幅画会怎么想?还有这些按摩女郎感觉又如何?这些男人进到你的按摩院,看过画以后兴奋起来——难道你想让他们这样对待你手下的女孩子吗?”
  他不为所动。
  “假如警察进来看到这张画,你还能口口声声说你开的只是按摩院吗?”
  “好啦,好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得改变主意。我想要的画是,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这家按摩院没有问题;但当顾客看到以后,他会明白。”
  “好吧,”我说。我们谈妥了六十块钱的价码,然后我开始在这幅画上下工夫。首先,我得想清楚要怎么画。我想了又想,常常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他的主意,画那个裸体的西班牙女郎。
  最后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画一个假想的罗马女奴隶,正在为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按摩,这也许是个参议员之类。因为她是个奴隶,所以她脸上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对未来带着点认命的态度。
  我为这幅画下了很多苦功。我以凯丝为模特儿,后来又找了一位男模特儿。我做了很多研究,很快地,我付模特儿的钱已经有八十块了,但我不在乎钱,我喜欢有人委托我作画的挑战。最后,我画了个雄壮魁梧的男人躺在长台上,有个女奴隶在为他按摩,女孩穿的袍子遮了一半胸部,另一半裸露着,我把她脸上那种认命的表情画得恰到好处。
  我正要把我的杰作拿去按摩院交货的时候,吉安奴尼告诉我那家伙已经被抓了,而且关在牢里。于是我问上空餐厅的女孩子,帕沙迪纳还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按摩院,会愿意把我的画挂在会客厅内。
  她们给了我一串名字和地址,还告诉我“如果你去某某按摩院时,找弗兰克,他是个好人。他不在的话就别进去。”或者“不要跟艾迪谈,他对画一窍不通。”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放在我的旅行车后座。温妮丝祝我好运之后,我就出发往访帕沙迪纳的妓院,卖我的画。
  裸画卖给气象局
  在前往名单上的第一家按摩院之前,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先去问问原先那家按摩院。也许他们还照常营业,而且说不定接手的人愿意买我的画。”到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一点点缝,看到一个女孩的眼睛。“我们认识吗?”
  她问。
  “不,不认识,但是你想不想买一幅很适合挂在进门处的画?”
  “对不起,”她说:“但我们已经和一位画家签好约,他正在替我们画画。”
  “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说:“你们的画已经画好了!”
  原来那个家伙入狱前,已把这幅画的事情告诉了他太太,于是我进去把画摊开来给她们看。按摩院现在是由那家伙的太太和他妹妹在经营,她们对我的画不太满意,想找其他女孩来看看。我把画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所有的女孩都从后面各个房间走出来,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奴隶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快乐,”她说:“她应该带着笑脸。”
  我问她:“告诉我,你在替男人按摩、而他没在看你的时候,你会笑吗?”
  “噢,不!”她说:“我的感觉就像她脸上表情显现的一样!但你不应该把它展现在画上。”
  我把画留给她们,但是过了一星期的反覆质疑之后,她们终于决定不要这幅画。而原来她们不要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露的乳房。我解释我已经把那家伙的最初构想淡化了许多,但是她们说,大家对这幅画的想法跟他的不同。讽刺的是,这样一家按摩院的经营者对一个裸露的乳房,竟然会如此矜持,实在很有趣。最后我把画带回家。
  我的朋友瑞特是个生意人,他看到这幅画,我便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他说:“你应该把价钱提高三倍。没有人能真正确定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通常他们会想,﹃价钱愈高,一定愈有价值!﹄”我说:“你疯了!”但是,纯粹出于好玩,我买了个二十美元的框把画裱好,等待下一个顾客。
  有个在气象局工作的人,看到了我给吉安奴尼的画,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画。我请他和他太太到我家楼下的工作室来,他们问起我那刚裱好的画。“这幅要两百美元。”
  我把六十美元乘以三,再加上画框的二十美元。第二天,他们回来买下这幅画。于是,原本替按摩院画的画,后来就高挂在气象局的办公室内。
上法庭作证
  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吉安奴尼的餐厅,逮捕了几个跳舞女郎。有人曾经想叫吉安奴尼停止上空秀的表演,他不愿意。最后整件事闹上法庭,地方报纸都登了这条新闻。
  吉安奴尼到处向老主顾求助,希望有人为他作证支持他,每个人都有藉口:“我在经营夏令营,如果家长知道我到这种地方来,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办的夏令营——”或者是“我在做某种生意。如果报上登出来我去过这种地方,顾客会不再上门了。”
  我跟自己说:“我是唯一无牵无挂的人,我没理由不去作证。我喜欢他的店,希望它能经营下去。我更不觉得上空舞蹈有什么不对。”于是我告诉吉安奴尼:“好,我很乐意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是,上空舞蹈是不是能为这个社区所接受?社区标准容不容许上空舞蹈存在?辩方律师想让我代表社区标准的专家意见。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其他酒吧?
  “有的。”
  “那么,你通常每星期去吉安奴尼的餐厅几次?”
  “每星期五六次。”(报纸上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每周看五六次上空秀。)、“吉安奴尼的顾客涵盖了社区里的哪些阶层?”
  “几乎什么阶层都涵盖了:有做房地产的、有人在市政府做事,也有加油站工人、工程师、还有一位物理教授——”“既然社区里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上空秀,而且很喜欢上空秀,你是不是说上空秀应该可以为社区所接受?”
  “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所以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事?”
  律师提出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律师反对。法官宣布暂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十五分钟,决定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意思,是五十%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
  尽管我逼着他们想得更精确,但是我也没有实际数字作为依据,所以我说:“我相信有超过五十%的社区居民能接受上空秀,因此上空秀应该是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
  吉安奴尼暂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他的案子和另一桩类似的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这段期间,他的餐厅照常营业,而我依旧有免费的七喜汽水可喝。
  举办“欧飞”个展
  大概在同一期间,有些人试图在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一点艺术气息。有人捐钱把一幢旧的科学大楼改建成美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全都替学生准备好了,而且还从南非聘请了一位艺术家来推动学校的艺术活动。很多不同的教师都被请来授课,我安排左赐恩来教素描,还有人教版画;我也试着学版画。
  有一天,那南非艺术家到我家来看我的画。他提到为我办个展,说不定还蛮好玩的。这回我是在作弊了:如果我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绝不会认为值得为我的画办个展。
  “我有些比较好的画已经卖掉了,要我打电话给这些人把画借回来,我会觉得很尴尬,”我说。
  “不用担心,费曼先生,我保证你不需要打任何电话,我们会安排一切,把画展办得专业而且没有瑕疵。”
  我给了他一张向我买过画的人的名单。我的顾客很快就接到他的电话:“听说你有一幅欧飞画的画。”
  “噢,没错!”
  “我们计划办一个欧飞的画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画借给我们展览。”当然他们都乐意出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的地下室举行。一切都有模有样,每幅画都有标题,而且借来展出的画都有适当的说明,例如“吉安奴尼先生提供”等等。
  有一幅画,画的是绘画班的那位漂亮金发模特儿,我原本想用这张画作为阴影的研究。我把一盏灯放到她腿的高度,往旁边及上方投射灯光。她坐着的时候,我把实际的阴影画出——她的鼻梁在脸部投射出一个颇不自然的阴影,看起来还不太差。我也画了她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及胸部投射的阴影。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画一起展出,并且把标题定为“居礼夫人观察镭的辐射”。我想要传达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居礼夫人当成一个有美丽头发、裸露胸部的女人,他们只会想到跟镭有关的部分。
  有位名叫德瑞弗斯(Henry Dreyfuss)的知名工业设计家,在画展结束之后,请了很多人到他家作客,包括出钱赞助艺术的女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夫妇等等。其中一位艺术爱好者走过来和我攀谈:“费曼先生,请告诉我你是临摹照片还是画真的模特儿?”
  “我都是直接画模特儿。”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居礼夫人替你摆姿势作画的?”
  艺术家学科学
  那时候,洛杉矶美术馆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认为艺术家一点都不了解科学。我的想法是,艺术家不了解大自然的基本通则以及大自然之美,因此也无法在绘画中把大自然的这一面表现出来。美术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对科技多一点认识,应该更熟悉机械及科学的其他应用层面。
  所以,美术馆拟定了一个计划,在企业的赞助下,邀请当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去一些公司参观。艺术家可以随意在这些公司四处走动观察,直到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作为绘画的素材,美术馆认为,如果有一个懂科技的人可以在艺术家参观企业的同时,居间协调,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很擅于向别人解释事情,而且我对艺术也不完全是外行(事实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学画)。
  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旁协助,我答应了。
  跟艺术家一起参观企业,非常有趣。典型的情况是,有人拿个真空管给我们看,里面闪烁着蓝色、扭动的美丽光芒。艺术家兴奋极了,问我他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东西用在展览上,怎样才能让这种现象发挥作用?
  艺术家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他们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有个家伙是个特大号冒牌货,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戴顶大大的黑色圆顶高帽。他老是不清不楚地回答你的问题,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他话中含意或问他刚刚用过的几个字眼,他又把话题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最后,他对这次艺术与科学展览会的唯一贡献,是他的自画像。
  其他有些艺术家的谈话,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意义,但是他们会尽力说明他们的意念。有一次,我陪厄文(Robert Irwin)一起去某个地方。那是个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反覆讨论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他想解释给我听的是什么,而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有趣而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伟大的魔术师,能制造任何东西,他们会说些像“我想画一张三度空间的画,画中的东西全悬浮在空中,发出闪光”。他们想像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完全不晓得这样想合不合理。
  最后,他们办了一个画展,并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尽管其中有些还算不错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参观企业界时激发出来的灵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佳作,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在绝望中赶着交出来的作品,和科技扯不上什么关系。其他评审委员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艰难。我并不擅于评画,我发觉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加入评审委员会。
  美术馆里有个人叫塔克曼(Maurice Tuchman),他真的懂艺术,他也知道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办过个展。
  他说:“知道吗,你以后都不会再画画了。”
  “什么?这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不会再——”“因为你已经办过个展了,而且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画家。”
  往后,虽然我继续画画,但是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投入和认真,也不曾再卖出任何一幅画。塔克曼是个聪明的家伙,我跟他学了很多。而如果我不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
假聪明,真笨蛋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十三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覆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拚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
  “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拚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L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十三、十四或十五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
  他们比我聪明十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拚命转呀!扭呀!
  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
  “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你们就这样选书?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拚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六十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三百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十七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七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五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三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三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十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六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十人中有六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十人中有八、九人交报告。当他们就六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八、九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流程也出问题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历史重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四张图:第一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二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六十五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六十五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六十五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六十五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唔,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诺里斯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诺里斯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藉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太记得你是谁——”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唔,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
诺贝尔奖害人不浅
  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
  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
  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
  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三百个学生挤在那里,结果一团混乱!
诺贝尔奖后遗症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柏克莱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
  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五月十七日下午三点于D一○二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
  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悉。
  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导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
  可否不领奖?
  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清晨三点半或四点钟打电话给我。
  “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采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青蛙仪式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八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三百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颁奖前的煎熬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
  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
  “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诺贝尔也疯狂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八十八号来宾也不喝酒。”(八十八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l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
  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
回归自我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
  “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当了“后备”名人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
无心插柳变专家
  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七十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
  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
  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
  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采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
  “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选,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
  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
度蜜月的收获
  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
  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
  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
  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
  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很快我就发现,一条线等于五个点、零的写法等等。
  但要花更多工夫之后,我才发现线和点最初一次总是逢二十进一位,但在第二次则逢十八就进一位(构成三百六十的循环)。
  我又研究出各个脸谱的意思:它们一定是代表多少日和周。
  回到美国以后,我继续研究。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因为开始时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但接下来,你会注意到某些经常出现的数字,它们加起来又等于其他数字,就这样一直研究下去。
  在古书内某个地方,五百八十四这个数字显得很突出。这个五百八十四被分为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及八等周期。另一个显赫的数字是二千九百二十,或者是五百八十四乘五(或三百六十五乘八)。此外,那里有一个乘法表,都是二千九百二十的倍数,最大的是十三乘二千九百二十,接下来是很多的十三乘二千九百二十的倍数,很滑稽的数字呢!我看来看去觉得那全是笔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想通了它们是些什么。
  由于有些跟五百八十四这数字有关的图形乃是代表日子,而五百八十四又被分得那么特别,我就想:如果它不是些什么神秘周期的话,就很可能跟天文有关。最后我跑到天文图书馆,发现从地球观测,金星的周期是五百八十三.九二天。接下来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和八就明显起来了。它们是金星的不同盈亏期。作为晨星时,晚上就看不到它(这时它在太阳的另一边);然后它在晚上出现,最后又不见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
  之所以会有九十和八的差别,是因为当金星在太阳的另一边,它会比当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移动较慢。而二百三十六和二百五十的差别,则可能代表了玛雅东地平线和西地平线的分别。
  我又发现附近另一个表上都是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九日的周期,结果这个表是用来预测月蚀的。还有另一个表呢,则是九十一的倍数,从大的数目往下降。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什么(其他人也没有)。
  研究进行得差不多之后,我终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文说明,看看我猜中了多少;却发觉他们说的全是废话!
  说明里会说这个符号代表土星,那个是神——完全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再不需要把它盖起来了;我也没法从他们的说明里学到什么。
  其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玛雅人的书,知道在这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叫汤普森(Eric Thompson)的人,现在我也收藏了好几本他写的书。
  当拜亚丝打电话给我时,我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早已搞丢了——我把它借给罗勃森太太。她先前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一些玛雅古抄本。她带给我看——我还记得回家时把它放在车子前排座位,边开车边想:“我要小心点开车,这是新的古抄本呢。”——但当我仔细一看,立刻发现它是假的。随便花点工夫,就可认出上面的图片来自德瑞斯顿古抄本的那一部分。于是我把我的古书借给她,后来忘记书在她那里。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千辛万苦的,才找到另一份由维拉哥它复制的德瑞斯顿古抄本来借给我。
  我重新计算,事实上我这次了解的比上次还要多:我弄明白了那些“滑稽数字”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以为它们是笔误,但我发觉这些原来都是一个更接近正确周期五八三.九二三的整倍数——玛雅人早已觉得五百八十四不够精确(就在研究金星周期的修正表时,我发现了汤普森先生很少犯的夸大推论,他说只要看看表中数字,你可以推论出玛雅人如何计算出金星的正确周期——用四次这个数字及一次那个差,就可得出四○○○年才出现一天误差的周期;那真是令人赞叹!特别是玛雅人观测金星才数百年而已。但事实上,汤普森只不过挑了一些数字组合,以得出他以为是正确的金星周期——五八三.九二。但如果你考虑更正确的数字,像五八三.九二三,就会发现误差加大了。当然,你也可以再从表中找不同的数字组合,以得出五八三.九二三,而且准确度同样的高!)
  在洛城分校做完演讲后,拜亚丝教授赠送了一些很漂亮、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给我。几个月之后,加州理工学院要我在帕沙迪纳再就同样题材演讲一次。有位房地产商人借了一些很宝贵的玛雅神石雕以及陶瓷像给我。
  事实上,把这些古物从墨西哥带出来,大概是不合法的,它们十分宝贵,我们也特别聘请安全人员来保护它们。
  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举行之前数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大肆报导,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古抄本。
  直到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有三本古抄本(其余两本很难弄懂在写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古抄本早被西班牙传教士以“魔鬼之作品”的罪名烧掉。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她为我弄到一些纽约时报发表时使用的古抄本照片;我把它制成幻灯片,用在演讲中。
  但这本新古抄本是假的。在演讲中我指出,那些数字有马德里抄本的风格,但数字刚好是二百三十六、九十、二百五十、八——太巧合了!从千万本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小片古抄本,上面写的东西刚巧跟另一小片一模一样!很明显,这又是一些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一点创意也没有。
  这些只懂得抄袭的人,永远没有勇气弄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些真正的新事物,它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你可以用火星的运行周期,虚构一些神话,再画些图片,使用恰当的数字——不能太明显,而是用些周期倍数之类;还故意加一些神秘的“错误”进去。数字要花点工夫才能算出,那样大家会说:“哇!这一定是跟火星有关!”此外,更可以包括一些没法看懂的东西,而不是跟以前看过的东西相仿。那才是个好赝品。
  我的讲题是“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从这次演讲中,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于是再一次,我又“不务正业”了。听众排队进入演讲厅之前,经过这些玻璃柜子,顺便欣赏柜内那些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以及由荷枪实弹的守卫看守着、货真价实的玛雅手工艺品;随后,他们再听两小时的演讲,由这个业余的专家告诉他们玛雅人的数字及天文学,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分辨古抄本的真伪;听完离去时,再好好欣赏那些展示品。随后几个礼拜,葛尔曼也不甘示弱,做了六场精采的演讲,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世界各种语言间的关联。
教授鼓手上舞台
  我曾经教过一系列的物理课程,阿狄生|韦斯理(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将它编成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时,我们谈起这本书的封面应该画些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些课程是真实物理世界和数学的混合体,那么封面可以用一个鼓为背景,上面画些数学图形——一些圆圈、线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动时的静止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尤其是书里头也有讨论到鼓面振动这个问题。
  书出版时,封面是很简单的一大片红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里却有一张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作者希望书里有张打鼓的图片”。
  总之,每个人都很好奇,为什么那套《费曼物理学》(Feynman Lectures)的序言里。会有张我在打鼓的照片?因为鼓上又没有什么数学图形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不错,我很喜欢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罗沙拉摩斯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没有什么消遣,没有电影院或什么的。但我在那里已废弃不用的男童学校内,找到一些他们搜集回来的鼓——罗沙拉摩斯位于新墨西哥州,那里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于是打鼓就成为我的消遣了——有时自己一个,有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不过随便弄些声音,随便打而已。我并不懂得什么特殊的节奏,不过印第安人打鼓的节奏还蛮简单的。那些鼓很不错,我玩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会把鼓带到远处森林里,以免吵着别人,在那里找根棒子击鼓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围绕着一棵树,看着月亮,边走边打鼓,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一天,有个家伙跑来问我:“在感恩节的前后,你在森林里打鼓吗?”
  “是呀,是我在打。”
  “噢,那么我太太说对了!”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个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声,走到住在楼上的朋友那里问,他的朋友也听到了。记住,这些人全都来自美国东部,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庆典之类,两个人便决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路走,乐声愈来愈大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庆典活动,于是他们趴下来,沿着小径匍匐前进,直到鼓声就在下个山丘后面。他们爬上山丘,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在进行他的庆典——围着一棵树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声念咒语。两人慢慢后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他:这印第安人看来很像正在施展什么法术。
  回家后,他们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她们说:“噢,那一定是费曼——他很喜欢打鼓。”
  “别胡说了!”他们说:“连费曼都不会那么疯狂!”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周围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谁。附近的保留区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罗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个是技术营区的技工;他们便问他看到的可能是谁。印第安人问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讲话。
  这个印第安人很以本族为荣:他留着两条垂到背后的大辫子,头总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里都很有尊严的样子,永远单独一个人,没人能跟他讲话。他太有威严了,根本没人敢跑去问他任何东西。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一定就是他了。
  (当我发现他们认为我可能是那么典型、那么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时,我觉得很高兴,那真是一项荣誉。)而跑来问我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罢了——作丈夫的总是喜欢证明他们妻子是错的;但跟其他许多当丈夫的一样,他发现他太太猜对了。
鼓艺日精
  我的鼓打得愈来愈好了,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我也会表演一下。其实我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
  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
  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
  “哈啰?”
  “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
  “是,很对不——”
  “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
  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
  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
  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
  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
  知识分子味太浓
  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采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
  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
  “哈罗。”
  “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
  “好吧。”
  “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进行访问,弹奏音乐给学生听,而他想请我过去跟他同台表演。于是我们便一起为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办公室内),他打他的探巴大鼓。
  尤哥努经常都到各学校拜访,向学生讲非洲鼓、它们的意义以及介绍非洲音乐。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声精采极了,他还灌了唱片呢。
  当时他在学医科,大战开始时(还是之前?)他回了阿尔及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尤哥努离开之后,我再没怎么打鼓了,除了偶尔在聚会上表演一两下。有一次在雷顿(Robert Leighton)家吃晚饭,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打鼓。我以为他们是要我表演独奏,便说不要。但他们开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来,我的手也痒起来了;我也提了张木桌,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许多很有趣的声音来。
  瑞夫和他的朋友鲁替梭沙都很喜欢打鼓,我们便开始每星期聚会,舒散身心,研究一些节奏和韵律。他们两人可真的是音乐家,瑞夫玩钢琴,鲁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会敲些有节奏感的东西,完全不懂什么音乐,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们编出了很多很好听的节奏,还到一些中学里表演。我们也在附近一家大学替他们的舞蹈课伴奏。
  我在布鲁海汶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觉得很好玩。我们自称为“三夸克乐团”——单从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
教授登台打鼓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演讲,他们在一个地下室举行聚会,请了一队摇滚乐队来表演。乐队很不错,而刚好有只多出来的颈铃放在那里,他们便鼓励我试试。由于他们的音乐很有节奏感,而颈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因此我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音乐搞砸的。我后来还真的玩得很起劲呢!
  聚会结束后,主办人告诉我,乐队队长说:“哇,跑来玩颈铃的那个人是谁呀?他真会用那东西弄出好听的节拍来!噢,对了,这个聚会是替哪个大人物办的呢?他始终没来参加,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
  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剧团,部分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其他的来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龙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类的,他们会找些教授来演。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来,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
  几年前,他们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带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总会里。导演觉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总会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错。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排练,女导演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会把乐谱拿给你看。”
  这下把我吓呆了,我从来不懂得看乐谱。我以为我只需要走上台,随便敲敲鼓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那里,他指着乐谱说:“好,你从这里开始,看到了吗,你这样打。然后我弹登、登、登”——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翻到下一页,他说:“接下来你奏这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暂停,让他们对话,在这里”——他再翻了好几页,说:“最后你奏这部分。”
  他给我看的这些“乐谱”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夹在横的直的线条中间。他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些东西。
  很幸运,第二天我病了,没法去参加第二次的排练,我请瑞夫替我去。由于他是个音乐家,他会很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瑞夫回来说:“那还不太坏。开头的时候你不能出错,因为你是起拍者,乐团的其他人等你的节拍才跟进,但在这之后就可以随兴地打了。有一段我们要停下来让他们讲对白,但我想我们可以靠指挥的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停。”
  在这之前我说服了导演让瑞夫加入,因此我们将会同时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会减轻我太多压力了。瑞夫告诉我怎么打,那节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错。我从来没有试过打鼓而不准出错的,那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释:“左手、右手、两下左手、再来右手——”我很努力练习,最后,慢慢地,我开始把握到那节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天——才弄对。
为芭蕾舞团击鼓
  几星期后,我们再去排练,发现那里有个新的鼓手——原来的鼓手不干了。我们自我介绍:“嗨,我们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
  “噢,嗨,让我把它找出来——”他翻到那一页,拿出鼓棍说:“噢,这场由你们开始,这样——”棍子在鼓边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飞快,眼睛都在看着乐谱!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花了四天才把节拍弄对,而他却随看随手打!
  总之,在练习又练习之后,我终于完全把握住节奏,在剧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个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觉得很有趣,音乐也不太差;但开头那一段,就是不能错的部分,那真的很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的那一幕,部分学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编舞。于是导演找来加州理工学院某人的太太来编并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环球制片公司的编舞家,很喜欢我们的鼓技。当剧团表演结束后,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旧金山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
  “什么?”
  是的,她正要搬到旧金山去,在当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学校替他们负责编舞。她有个构想,是编一出只用打击乐为背景音乐的芭蕾舞。她希望我们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们会的各种节拍都打给她听,她再从中找灵感编一个跟节拍配合的故事。
  瑞夫有点不愿意,但我怂恿他一起参加这次新经验。
  我唯一坚持的是,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个物理教授、诺贝尔奖得奖人之类的废话。我不希望,就像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如果你看到一只狗单用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会那样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别人说,我们是她在洛杉矶找到的音乐家,现在跑来替他们打鼓而已。
  我们到她家,把我们研究出来的各种节奏都表演出来。
  她记了好些笔记,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说:“好了,我要五十二次这一下,四十节那个,这个多少多少——”我们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里做了一卷录音带。
  我们把所有节拍都打了几分钟,然后瑞夫利用录音机进行剪接,以达到她要求的长度。她拿了一个复制本到旧金山,开始训练那里的舞蹈人员了。
  同一期间,我们要按照录音带上录下的鼓乐来练习:五十二次这个、四十节这个,之类。那时我们即兴打下的鼓乐(还经过剪接),现在我们却要丝毫不差地学会。我们要摹仿自己的鬼录音带!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数节拍。我以前认为瑞夫知道怎样数,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但我们同时发现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们脑袋中负责打鼓的“表演部门”,同时也是负责数数的“讲话部门”,因此我们无法边打边数!不过,后来到旧金山参加第一次排演练习时,我们发现可以单靠看着舞者的动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数节拍。
  由于我们假装是职业音乐家,因此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说到一个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里有些早已出场的贵妇人。编舞家用来配合这一幕的音乐,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几年之前自制的一张鼓打出来的。原本我们没法从这个鼓敲出什么好听的鼓声,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椅上,把这个“怪鼓”夹在我们膝盖之间,一人很快速地用两根指头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两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变鼓调。现在它就发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种有趣声音。

像极了职业乐师
  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声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们的录音带中这一段是随意录的),于是她想跟我们说明她的动作:“首先,我做这个动作四次,然后我弯腰筛沙子,八拍;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转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法跟得上她在说的,便打断她说,“你尽管跳好了,我会配合着打。”
  “你不想知道我会怎样跳?瞧,当我跳完第二次筛沙子的部分之后,我会这样跳八拍。”没有用,我什么都记不得,正想再次打断她的话,突然记起这个问题:那样我看起来不会像个真正的音乐家!
  幸好,瑞夫替我掩饰得很好,他说:“费曼先生碰到这种情形时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欢很直接的、很直觉地边看你跳舞边创造动感。让我们先那样试试看,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再修改。”
  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她正要弯腰挖进沙里面,她会先准备好挖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同时也可以预期得到的。因此事实上还蛮容易按照她的动作来弄出“必兹兹、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声音,而她也很觉满意。于是我们很险地度过差点穿帮的一刻。
  芭蕾舞演出很成功,虽然观众不算多,但所有来看的观众都很喜欢。
  去旧金山参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们对整个构想都不是那么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那位编舞家发神经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击乐;第二,他认为我们够资格替芭蕾舞配乐,还要付我们钱,这真是够疯狂!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受到什么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后却成了芭蕾舞团的职业乐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
  起先,我们也认为她找不到愿意跳我们鼓乐的舞者(事实上,就有位来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领事的夫人——认为这个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却好像很喜欢我们的鼓乐,第一次排练中替他们打鼓时,我就感觉十分畅快。当他们实际听到我们的鼓声时(之前他们都只用一个小卡带录音机来播放我们的录音带),喜悦之情是那么的真诚,让我信心大增。而从观众的评语中,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大大的成功。
  那位编舞家还想在春季时,再用我们的鼓乐来编另一出舞,于是我们又重复每个步骤。我们录下更多的节奏,她又编了个故事,这次以非洲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学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谈,学了些真正的非洲话,在舞一开始时唱出(加华——巴努马——加华——呜之类的),而我勤加练习,直到一切都很完美。
  后来,我们到旧金山排演了几次。第一次抵达时,我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晓得怎样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们用纸糊的难看死了;部分舞者在这些象牙前面跳舞时一脸尴尬。
  我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而只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接下来的周末表演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访艾尔赫(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办的某个会议中跟他认识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里,听他解说一些哲学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
  “发生什么事?”他说。
  我双眼突出,大声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后的地板上,就躺着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我们,它们在舞台上看来棒极了(芭蕾舞者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巨大象牙,谢谢艾尔赫。
  我们的编舞家搬到东岸,在那里上演了这出加勒比海芭蕾舞。后来我们听说她以这出芭蕾舞参加了一项编舞比赛,跟来自全美国的各路人马较劲,结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她又参加了另一项比赛——这次在巴黎举行,跟来自全球的编舞者一同比赛了。她将我们在旧金山的鼓乐,用高品质录音技术录下来,带到法国去训练当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她参赛的经过。
  她表现很好,一直打进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两个舞团在竞争了:一团来自拉脱维亚,由正统的舞者跳出标准的芭蕾舞,外加十分优美的古典音乐;另一团是来自美国的“奇军”,团里只有两个在法国招募来的杂牌军,配乐又只有我们打的鼓声。
  观众很喜欢她那一团,可是他们不是在比赛谁最受欢迎,评审最后裁定拉脱维亚人赢了。事后她跑去问评审,到底她编的舞毛病出在哪里。
  “夫人,配乐不够理想。它深度不够,没有控制好起伏及强弱——”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当我们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乐的人,我们就被当掉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每星期三都到休斯(Hughes)飞机公司去授课。有一天我早到了一点,就像往常一样在跟柜台小姐打情骂俏,突然跑进来六、七个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面。一个男的说:“费曼教授是不是要在这里讲课?”
  “是的。”柜台小姐回答。
  他问他的人能不能来旁听。
  “我想你不会很喜欢听的,”我说:“那些课蛮专业的。”
  只一会儿,那个看来很聪明的女士便想到了:“我敢打赌你就是费曼教授!”
  结果发现那个男的是李历(John Lilly),曾经做过一些海豚的研究,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感官丧失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实验箱。
  “是不是在那些情况之下会出现幻觉?”我问,觉得很兴奋。
  “真的会。”
  我一直都对梦中出现的影像或者是在脑中出现、却来历不明的影像很有兴趣,我很想亲自看看幻觉是怎么样的。
  我甚至曾经想过要试迷幻药,但我有点怕那样做:我喜欢思考,因此我不想弄坏“我”这部机器。而我觉得,单单躺在感官丧失实验箱里,对身体应该是没有危险的,因此我很想试试。
  我很快便接受了李历的邀请,去试他的实验箱;他们也跑来听我的课。
感官丧失实验
  一个星期后,我就到他那里。李历为我说明实验箱的种种——我相信他跟每个人都会那样说明。那里有很多灯泡,好像霓虹灯,灯里面有各种气体。他给我看周期表,编了很多神秘荒诞的说法,什么不同的光会带来不同影响等等。他告诉我如何先把鼻子抵着镜子看自己,然后才进入箱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技巧和废话。我没怎么听那些废话,但我完全按照他的话做,因为我想走进箱里,我想也许这些准备功夫真的能让我较易产生幻觉。唯一困难的是选择什么颜色的灯,因为箱内将会是一片漆黑。
  感官丧失实验箱看起来很像个大浴缸,但它有个可以掀起来的盖子。里面完全黑暗一片,盖子很厚,应该会寂静无声。箱子接到一个泵那里,把空气打进去;但后来我发现,你根本不用担心空气不够,因为箱子里已有大量空气,而且你也顶多在里面躺两三个小时。此外,当你像平常那样呼吸时,你也不会消耗太多空气。李历说他之所以会装上泵,主要也是要让大家安心而已。我判断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便请他把它关掉,因为它有点吵闹。
  他们在水中加了泻盐,让它的密度较一般水大,使身体能更容易往上浮。水温是人体的体温,华氏九十四度或什么的,他全都计算过了。在箱子里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你不会有光:声音或温度方面的知觉,完全没有!偶然你会浮到旁边微微碰到箱壁,又或者由于水蒸气凝结后滴下来——但连这种轻微的干扰也绝少发生。
  我前后去了总有十二次,每次大概在箱里躺上两个半小时。第一次时什么幻觉都没有,但后来李历介绍我认识一个据说是医生的人,他跟我提到一种用来作麻醉剂的药“卡他命”。我从来都对入睡后或昏迷时的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他们又给我看证明文件,给了我十分之一的正常剂量。
  随后我便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一直都无法分辨出那是种什么效应。例如那些药对我的视觉影响很大,我觉得我无法看得很清楚。但当我努力看时,我又看得见了。这好像是如果你不想看某些东西时,你就比较随便,全身懒洋洋的;但一旦你用心看,一切又——至少在那一刹那间——没问题了。我拿起一本有机化学的书,翻到一个很复杂的图表,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阅读。
  我还做了一大堆其他的事,像把两手张开再靠近,看看手指能不能碰在一起。而尽管我觉得方向感全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法做到,但事实上,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些事真做不到。
元神出窍
  就像前面说过的,第一次时我没得到什么幻觉,而第二次试时我也同样没看到幻觉。但李历夫妇都是很有趣的人,跟他们一起很愉快。他们经常请我吃午饭;不久,我们谈论的层次提升,不单单谈灯光了。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实验箱很可怕,但对我而言,那倒是个很有趣的发明。
  我很清楚它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缸泻盐罢了,因此我不害怕。
  第三次去他那里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我在李历那儿碰到过很多很有趣的人——名字叫瑞达斯(Baba Ram Das)。
  他来自哈佛大学,去过印度,写了一本通俗书叫《此时此地》(Be Here Now)。他描述他的印度大师教他如何“元神出窍”(在李历那里的布告栏上,经常看到类似的字眼):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专注于空气如何从鼻孔吸入及呼出等等。
  为了要体验幻觉,我什么也愿意尝试,便再度进入箱内。进行到某个阶段,我突然觉得——这很难说得明白——我向旁边移动了一英吋。换句话说,我的呼吸——吸入、呼出、吸入、呼出,并不是在正中央:我的自我偏离了中心一点点了,差不多偏离了一英吋。
  我想:“那么自我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思想的重心在脑袋里,但他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呢?从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我早已知道对那些做过很多心理学实验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那么明显的。例如,希腊人就以为思想的重心在肝脏里。”我又想:“可不可能,这是由于我们从小看到大人说﹃让我想想看﹄的时候,经常把手放在头上,因此而得来的观念?这样说来,自我乃是位在眼睛后面的观念,很可能是一代教一代而来的!”我衡量如果可以把自我往旁边移动一英吋,那么我应该可以把它再移开一点的,这就是我的幻觉开始了。
  试了一会儿,我可以使自我从脖子移动下去,走到胸部。当水滴到肩膀上时,我感觉它滴在“上面”——比“我”高的地方。每次有水滴下来,我都会吓一跳,自我就经过我的脖子跳回去平常的地方:然后我就要重新努力,让自我重新跑回胸部。最初我要很努力才能使它跑下去,但慢慢地就愈来愈容易了。我甚至可以把自我一直弄到腰部、偏到一边去,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那就差不多是我能抵达的极限了。
  另一次在水箱里的时候,我判断如果我可以把自我移到腰部,我也应该可以把它完全移到身体之外的。结果我可以“完全坐到一边去”。这很不容易说明——我把手举起,晃着水,虽然我看不到它们,我知道我的双手在哪里。
  但跟真实生活里不同的是,原本一边一只手的感觉,现在却有如两只手都在同一边!每根手指的感觉都跟平常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我的自我坐在外头,正在“观察”这一切。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次都可以产生幻觉,也能将自我移到离身体更远的地方了。后来当我移动我的手时,我看到的情景,好像是机器在上下移动一般——它们不再是肉体,而是机器——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切的知觉。我的感觉跟动作完全配合,但我也会感觉到“他是那样那样”。
  最后,“我”甚至还能走到房间外面,漫游一段距离,走到一些先前曾经看到过有事情发生的地方。
寻找头壳内的记忆
  我有很多种“元神出窍”的经验。比方,有一次我能够“看”到我的后脑勺,我的手则附在上面。当我移动手指时,我看见它们在动,但在手指之间我看到蓝蓝的天。
  当然那是不对的,完全是幻觉。但重点在于当我移动手指时,它们的动作跟我在幻想自己看到的动作完全吻合。整个影像会出现,而且跟你的感觉和动作吻合,就好像你在早上醒来时,碰到一些东西(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突然你很清楚那是什么。于是整个影像会突然地出现,只不过它很特别,因为你习惯了想像自我是位于后脑之处、在头壳以内,现在它在你的头壳的后面!
  有一件始终困扰着我的事情,是当我看见幻觉时,也许事实上我已睡着了,只不过是在作梦而已。但我已有过很多作梦方面的经验了,我想做些新的尝试。这真是有点头脑不清了,因为当你有幻觉时,你不像平常那般敏锐,因此你会做些傻事,像检查你是否在作梦等等。总之,我不断地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没睡着:由于我的手经常都在头后面,我就会把拇指来回搓揉,感觉它们的存在。当然,也许连这些检查都是作梦,但我知道我不是,我知道那是真的。
  过了最初期的阶段——也就是说,看到幻觉时会因为太兴奋而“跳出去”或停止幻觉——我变得较能放松,看到幻觉的时间也愈来愈长。
  一两星期之后,我开始想很多脑袋操作与电脑操作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信息如何储存的问题。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记忆是怎样存在脑袋里的呢?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取得信息,不用像电脑般首先必须找对记忆的档案。
  例如,如果我要找到“rent”这个英文字,我也许可以利用玩填字游戏的方式,寻找一个有四个字母的英文字,它的开头是“r”,结尾是“t”;我也可以想像各种收入,或者想像一些借贷之类的行为,这又可能把我们带到其他一大堆相关的信息上。我在思索怎样制造一个可以像小孩般学习语言的“摹仿”机器,那样我们就可以跟机器讲话了。但我想不出怎样把信息用一种有系统的方式储存起来,让这部机器按自己的需要取出信息。
  那个星期当我进入水箱里,产生幻觉以后,我试着去想早期的记忆。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再回去早一些的记忆,再早一些”——我一直嫌出现的记忆不够早,当我得到一个很早期的记忆,例如有关我出生的家乡小镇,那么立刻会出现一连串的回忆,全都是来自那个小镇的。如果我接着想到另一个城市的事情,例如斯打赫斯特镇,那么一大堆跟斯打赫斯特有关的记忆就会蜂拥而至。因此我的结论是,记忆是按照经验在哪里发生而储存的。
  我对于这项发现颇为得意,便爬出水箱,淋浴,穿好衣服,开车到休斯飞机公司去授课。因此那大概是我离开水箱之后四十五分钟左右,突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储存在脑袋里的;我只不过是在幻觉中,想像记忆是怎样存在脑海中而已!我“发现”的一切跟记忆实际上如何储存在脑袋中,毫无关联,只是我跟自己在玩的一些游戏罢了!
幻觉招之即来
  在我跟李历的无数次讨论中,每当谈及幻觉时,我都向他和其他人强调,幻想某些事物为真,并不代表那些事物为真。假如你看到一个金球或什么,然后在幻觉之中告诉自己,它们是另一种智慧体,那也不一定等于说它们真的是智慧体,那只不过代表了你有这个幻觉而已。于是我也很意外,自己居然会以为真的发现记忆储存的方式,要过了四十五分钟才想起来犯了错误,而且这是我一直都在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
  另外一个我经常在想的问题是,幻觉是不是像梦一样,会受到已经在你心里的东西所影响,比方说,被一两天前的经验或者是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东西所左右?我相信我会有“元神出窍”的经验,完全是因为就在我要进入实验箱之前,大家刚好在讨论这个题目。而我之所以会有关于记忆如何存在脑袋中的幻觉,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礼拜,我都在想那个题目。
  我在那里跟很多人讨论过经验的真实性,他们反驳说根据实验科学的原则,如果某项经验能够重复,它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因此如果很多人都看到会说话的金球,不停地在跟他们说话,那么这些金球就一定是真实的了。我的想法则是,在这种情形之前,一定有那么一点关于金球的讨论,因此当实验者产生幻觉时,他会看到近似于金球的东西——也许是蓝色的球——他以为他在重复那份经验。
  我觉得我能了解,那些早就打定主意要同意某种观点,以及从实验中取得的认同之间,是有分别的。好笑的是,要指出其中分别并不难,但要定义清楚就很困难了!
  我也相信,外在环境和产生幻觉的人的内在心理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是有很多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还是相信幻觉里藏有真实性。这个想法也可用来说明许多释梦成功的例子。例如,有些心理分析师讨论各种符号的意义,以解释梦境;然后,很可能这些符号就在下一个梦中出现了。因此,我想也许解释幻觉和梦本身,是一件自我催生的事情——一般来说,你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如果你预先跟别人讨论这件事。
  通常我需要十五分钟才能让幻觉出现,但是有几次,当我在事前吸了一点大麻之后,幻觉很快便出现了。不过,十五分钟也已经够快了。
  经常发生的是随着幻觉的出现,也会有很多“垃圾”不请自来:很多混乱的影像、完全随机出现的废物。我也试着把这些垃圾影像记下来好作分类,但它们都特别难记。
  我想在那时候,我很接近入睡状态——好像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当你回忆是什么让你想到你在想的东西,你却想不起来。事实上,很快你就忘记你想记起来的是什么了。
  我能记得起来的只有像在芝加哥的一个白色路牌,上面有个什么点的,然后它就消失不见了,经常都这样。
  李历有好几个不同的实验箱,我们就做了各种实验。
  就幻觉而言,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大分别,我慢慢相信,水箱根本是不必要的。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之后,我觉得只需要静坐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那些花俏的装备呢?
  于是我跑回家,把灯关掉,坐在客厅里一张舒服的椅子里,但我试了又试,都不成功。离开水箱之后,我从来没有获得幻觉。我很想试试能在家里就看到幻觉,也毫不怀疑你可以靠冥想和练习来达到那种境界,但我从来没那样练习过。
草包族科学
  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
  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像,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
  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三十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
  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
  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
  “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
  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
  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
  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 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像,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拚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
  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
  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
  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
  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
  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 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
  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拚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病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
  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
  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
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
  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X,老鼠会做某些事情A。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Y,它们还会不会做A。于是她计划在Y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A。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X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A,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Y,看看A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
  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
  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
  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一九三七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三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
  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
  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
  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
  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
  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
  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
  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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