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上是月亮,窗下是风,最亲切最悠远的心愿是我想做母亲。
——自题

你将十次活在世上,通过子女几十次地重复你自己。在临终的时刻,你将有权,欢庆你战胜了死亡。

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

好多年以前,我曾无意中翻阅那本发黄的诗集时,鬼使神差般把这段诗活活给记下了,这么多年,愣没忘掉。

如果真要是有人问我:倪萍,你现在最想做的、胜过一切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他(她):我想做母亲。

几天前,我还对一位同事说:我真是不可救药了,想做母亲搞成“情结”了!

我知道从生理上来说,从家庭角色的分工来说,女人的任务是生儿育女。

女人最神圣的使命是做母亲。对母亲来说,生命是以创造的姿态出现的。人们可以从子女身上看到自己已经成为现实的不朽。我有时嘲笑自己,干嘛?

把想做母亲的这一心事搞成“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我小的时候没有洋娃娃,我不可能从摆弄洋娃娃的时光中,获得一次演一习一 做母亲的机会。书上说,通常越是纯女孩的女孩,在对洋娃娃的痴迷中越能感受到扮演母亲的喜悦和快感。我对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是不敢苟同的。我的母亲留给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幕就是多少年来,不论春夏秋冬,天一黑,她就把家门牢牢插死,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安全感几乎与我家的那扇门一起永久地镶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门———锁。

我的身世恨像逆流而上的船,母亲是最艰辛的纤夫,她用单薄的身躯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指引着我生命的航程。因此,在我的性格和人生观念上,我都是以母亲为楷模,为记忆的。我对于抽象的理念上的“母亲”理解几乎是朦胧的,遥远的,我对于直觉中认知的“母亲”却是那么具体,那么实在:即公众舆论认可的那种好母亲。

青岛别离,使我离开了母亲。济南别离,又使我离开了丈夫。“不敢告别,流离所爱的爱只身去了远方。”来到北京,平添了“珠箔飘灯独自归”的叹喟,在北京站住脚的日子,是我把自己的身躯全部削成竹矛往地下扎的日子。所谓的个人奋斗其实就是体验生命的苦难,体验现实的残酷。一个异地他乡来到堂皇京都的女人,,担任那么一份“抛头露面”的工作,可想而知,精神的压力是巨大的,在饭没吃,就饱了;觉没睡,就醒了;悲没来,就哭了的日子里,我体验再体验。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生命的生机是通过不同的侧面展现在我的眼前的。在我渴望情感慰藉的日子里,想做母亲那种欲一望 在我生命湖泊中,是否产生过涟漪我都不能肯定地答复。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做母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离开母亲庇护的初始,我就像第一次离巢觅食的鸟儿,我不可能体会生活的艰辛。当我逐渐地意识到母亲的庇护是何等的宝贵时,我已经痛失了,这种痛失并不是庇护本身,母爱一如继往。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命走向成熟,我不忍心再让头发已白的母亲牵肠挂肚了。我对母亲的庇护感到不安、汗颜。我想:在我还无法回报母亲恩情的时候,至少该让母亲少操点心,而最让母亲为我操心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何时才能有一个孩子。

我急切地寻找着彼岸。汪洋中的一条船真能回到彼岸么?

生存的苦恼源于你对生存的未来不能把握。我为了寻找爱情,获得爱情,保卫爱情走进了猝不及防的一条生活窄巷。不知为什么,我嘴里的一切都是强烈的泪水味道,可我的眼睛却干涸了,我胆怯又沉重地生活着,当憧憬早已变成了痛苦的祷告时,我已经搞不清自己究竟恋的是什么人!

现在许多新潮的夫妻都崇尚着“两人世界”,享乐主义变成了一面流行的大旗。在有了一纸契约后,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表示拒绝自然的支配,不理睬人类繁衍生息的时代里,我徘徊于婚姻之外。设想农民被剥夺土地,渔民被剥夺大海,蓝天被剥夺白云,万物被剥夺一陽一光会是什么样?我没有怨言,是我自己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失去了做母亲的地位。

我是一个充满强烈爱心的女人,这种爱心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无论是同事的孩子还是朋友的孩子,只要见过,我就喜欢,只要离开,我就多多少少会有些牵挂。就说宋丹丹吧。她大肚子的时候,我们就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盼着她快把孩子生下来的那种急切之情比自己生孩子还强烈。我甚至好奇,那个聪明透顶,那个满身幽默的女才子,那个大额头的宋丹丹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小丹丹?孩子出世了,活脱脱的一个小英达。

我替丹丹这个小母亲不平,含辛茹苦,十月怀胎,儿子一落地竟把母亲抖落得干干净净。丹丹却无比地欢喜。欢喜她为英达复制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儿子,丹丹每次见到我都抑制不住地说:“儿子连狗脾气都随他们英家。”

这就是母亲的自豪。

我对宋丹丹、英达的儿子巴图有着说不出的感情。那一年丹丹有事要去美国待上四个月,临行,她嘱咐我有空儿去家里看看巴图。我那时也特别忙,要去也只能是晚上。有一天,天气特别冷,我路过国际饭店先给巴图买了一大堆好吃的东西,然后去了他们家。两岁多的小巴图欢喜地围着我转了好几个圈儿。然后找出了几根小绳子,把门上的插销捆得紧紧的,小阿姨告诉我,他这是怕我走了,鬼聪明的巴图又把床 底下的拖鞋、小阿姨的睡衣都拿到了我眼前,然后就忙着帮我解鞋带儿。

在巴图的印象中,大概妈妈进了门只要换上拖鞋,穿上睡衣就不再离开他了。我心里既一温一 暖又酸楚,那一晚我扮演了母亲。巴图的要求我百依百顺,我穿上了齐腰的小睡衣,挂上那只能钻进半个脚的小拖鞋,和巴图闹得翻天覆地。时钟一点点地往前移,我始终不忍张嘴说出:“我该走了。”只要起身往门那边走一步,小巴图眼圈就发红。或许孩子都是这样依恋母亲?或许我实在是太敏感了?事后,我跟宋丹丹说:“要是我有孩子,决不在他这么小的时候扔下他远走,无论那边的事情有多重要。”丹丹哈哈大笑:“你真自作多情,我儿子对谁都这样。”我知道,我注定了将来是个没有出息的母亲。

这些年来,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比常人一体 验到了更丰富,更深邃,更极端的情感的颤栗!当我面对王军霞在训练场那一双血肉模糊的脚丫时,当我面对来自大巴山的困苦儿童求援的书信时,当我面对奄奄一息的赵迎时,我对人世间的大悲大喜都多了一层敬重,面对人世间的真情以及苦难只感到自己倾其所有力量去做都是那样的微薄,那样的渺小,就在我竭尽全力去关注他人,觉得本来就是份内的事情时,听到了好友的评价:倪萍,这世界上,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具有女人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具有母性的色彩,而你,是具有母性光辉的那种女人。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假如今生我没有机会做母亲了,我也会以此为慰藉!事实上,我该感激我的工作,它使我的心灵走向积极的净化,它使我用一种脱出常规的激情去感激生活。

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职业最需要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职业不是带着发财梦上路的淘金者,我应该是为这个世界展示大千气象的拓荒者!

这些年来,我和“综艺大观”以及一次次的重大节目,就像母亲与孩子,当我全身心地倾注自己的心血时,我得到了一份欣慰和安宁,我觉得我黯淡的灵魂开始发光:“仰着洁净的额头,热切地向往着高高的天际。”我逐渐地成长与成熟,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做了母亲。

有一条河总在身旁流淌,多少年来我一直听着它的声响。

那是我的血液在浅吟低唱,或是人们赋予我的顿挫抑扬。

我和婴儿形影不离,胸膛贴着胸膛,像抱着初生的太一陽一一样。

这是一首古老的智利民歌,讲的却是母亲的情感大同。在我灵魂上做了母亲之后,我越来越渴望做真正意义上的母亲了。我觉得我那悠远的心愿终于从岁月的深处向我走来,我翘首遥望远方的地平线,等待着婴儿的光荣到来,我要把生命的珍宝统统倾泻给他,我想要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确立要做一位母亲的那一刻起,我莫名地陷入了一种深
切的不安中。近乡情更怯!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疑虑:我能做母亲吗?母亲有我这样儿的吗?当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时,我会像突然吃一颗青杏子一样,满嘴牙酸,我觉得那孕妇就像一名了不得的将军。在台里,好多女同事仿佛是一夜 之间,肚子就大起来了,我好奇得没着没落:哎,什么感觉?你怕不怕?你真的一点也不怕?我熟识的女同事肚子升起来又落下去,当我某一天在匆匆忙碌的工作中发现时,我会睁着大眼睛傻半天,“乖乖!都生啦!” “你都做母亲啦?”我知道我那张满脸的疑惑让别人看起来也疑惑:倪萍吃错药啦,对这事儿怎么这么上心!怪就怪在我几乎没有一次不问孕妇怕不怕的!

我多少次问自己,你怕什么?我就像一个马拉松长跑运动员,我已经感到了自己所剩气力寥寥无几,在于它是事实!我怕万一打个喷嚏,孩子流产了,怎么办?我怕感冒吃了一大把抗菌素后才发现怀上了孩子,我怕不敢言说的许多,我怕自己承受不了由此而来的致命打击,我就像一张绷得太紧的弓,我生怕断裂的那一天出现。

孙中山说过:“人类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人类在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渴望想做母亲,我愈来愈感到母亲的神圣和责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无法抑制的焦虑攫住了,这一焦虑甚至要摧毁我那貌似坚固的乐观人生的态度,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令人胆寒的孤独无助,在这种孤独无助的感受中,哪怕是他人最热忱,最一温一 情,最理解的心灵也不能把我解救出来。确切地说,我沉迷在这种孤独无助之中。

当我理解了善弱的母亲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把我抚养成一人 时,我明白母亲把自己倾倒空了。我怕我不能像母亲那样倾空自己,我怕体力不支,把事情搞砸时,无法收场。

每次想到做母亲,我就激动莫名。旋即,我又会陷入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祈盼之中,愿苍天赐予我儿女,愿我早一天成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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