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收复瞻化。

战后,瞻化全县按原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总保又编成四个土兵营,以原委四个总保为土兵营长。同年,修复了被藏兵破坏的从江东通往江西岸县治的雅砻江大桥。原县衙建筑被藏军焚毁。继任县长因陋就简,将县衙就设于县城关帝庙内。

1934年,西川邮政管理局甘孜三等局在瞻化设立邮政代办所。这是瞻化县继设县之初即开办小学外,第二件趋于现代化的机构设置。

瞻化县磨房沟、日巴、拉科等地有汉民进入开采沙金矿。

当时瞻化地面,四个总保中,以上瞻总保甲日·多吉郎加势力最大,可以和其抗衡者,只有下瞻总保。可惜多吉郎加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便从甘孜招一婿翁须协巴入赘,“二女并嫔之”。两女中,一女姓名不传,一女青梅志玛性格强悍。男方也是甘孜大户出身,自然也不愿意事事听从妇命,以致家庭不睦,夫妇间屡起纠纷。大户人家,夫妇相争,不只是情感问题,重要的还是土地财产和百姓的控制权,最后矛盾达到难以调处的地步。翁须协巴主动多方结纳县长,县府便在家庭纠纷中倾向于男方,这让青梅志玛对县府极其不满。

此时,上瞻与下瞻两总保间因争夺一块草场又起了纠纷。读惯大历史的读者会说,怎么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呀!但那个时代,康区土酋间的争端,都起于这样的小事。有一本甘孜州政协印行的书《西康史拾遗》,出于冯有志先生之手。冯先生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康工作,很多事件都是其亲历,自有相当史料价值。他在书中也记载了这次瞻化两总保争夺一块小小草场的官司:

“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内,上瞻对仅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应属下瞻对所有,便把这片草场判属下瞻对所有。”

这件事在青梅志玛看来,是县长不待见上瞻总保的又一例证。当即便带了贴身随从,到康定告状。这时,国民政府正在筹备西康建省。刘文辉主持西康建省委员会,康区各县县长都是他所委派,青梅志玛自然告状无门。在康定,也有人告诉她,西康建省委员会虽属于国民政府设立,又与中央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青梅志玛得到指点,便将状子递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直属的重庆行辕。这时,诺那活佛已到达西康。行辕便将这状子转批给宣慰使公署,让他们就近处理。

1935年,上瞻总保甲日家女婿又怂恿县府出兵,袭击甲日家官寨。《新龙县志》大事记中说:“男方勾结瞻化县府官兵,袭围甲日家官寨,甲日·多吉郎加逃至康定寻其女青梅志玛。”

诺那正担心插手刘文辉操盘的西康事务不能名正言顺,得了这上头批转来的状子,马上就带了随从前往瞻化。

青梅志玛见宣慰使到来,又是藏人,又是活佛,当即前往参拜,并发愿皈依,做了诺那活佛的女弟子。诺那此来,真正的意图,是要夺属于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县政府的权。但县府所属有一个排的兵力,让他一时难以下手。这青梅志玛便自告奋勇,集中上瞻土兵武装,向县城发起进攻。事情的结果《新龙县志》有载:“父女在西康宣慰使诺那支持下率武装返瞻化夺回家园,捉甲勇村批等数十人,并趁势解除了二十四军驻瞻化县城一个排的武装,活捉县长、师爷、通司、退役营长等四人,并处死。”

这个被处死的县长叫郭润先。

诺那遂委任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

这青梅志玛不意间做了一县之长,她却不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格桑泽仁,有“康人治康”的明晰主张,有改变家乡的宏图大略,她除了像过去的土司们一样,借手中权力去解决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争夺更多一点的百姓、土地与财富,不会另作他想。

宣慰使诺那在康北一路顺遂,到委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为止,已经控制了康北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邓柯数县。但邦达多吉率兵回返巴塘解决二十四军驻军的事情却频频节外生枝,颇不顺利。后来,江安西也带领警卫排和大量地方武装南下,支援邦达多吉,准备对刘文辉部巴塘驻军长期围困。不想此时红军再次逼近康区,这回,是从云南入境的红二方面军和进攻四川失败的张国焘朱德等率领的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

1936年,诺那组织地方武装在道孚、炉霍两度阻击北上红军,均告失败。退却到甘孜后,再次纠集德格等地数千地方武装,在当年大白之战时的主要战场,即甘孜白利一带和红军开战,结果被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指挥官夏克刀登受伤被俘。诺那只带着秘书长韩大载和那麦彭措等少数随从及公署所属特务大队几十人逃往瞻化。这时,北上的红军也已逼近瞻化。诺那所委任的瞻化县长青梅志玛逃跑,不知所踪。诺那不敢在瞻化久待,继续动身,准备南下巴塘。而下瞻对总保登巴多吉早恨诺那偏袒青梅志玛,正好借机报复,便将经过其领地的诺那一行设伏包围。公署特务大队临阵崩溃,诺那等被俘,登巴多吉当即将那麦彭措枪杀。依登巴多吉最初的想法,是想将诺那交给西藏地方政府处置。这时,红军过境的大部队进入瞻化,登巴多吉遂将诺那等交给红军,请求红军从严惩办。

红军部队优待诺那,将其送往甘孜。红军在甘孜组织成立了博巴人民共和国。这个藏族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都由当地藏族人出任,其中一位副主席,就是后来为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

诺那活佛和他的秘书长韩大载,在甘孜受到红军优待。可是,这位离开类乌齐寺院,在外漂泊二十多年的诺那活佛,此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就任宣慰使以来,日夜操劳,特别是与红军连战连败,骑马或步行,在高原崎岖道路上四处奔逃,惊惧之下已身心俱疲,重病发作。在甘孜,虽获红军首长接见,并尽力医疗,仍于1936年5月,圆寂于甘孜。

其遗体火化后,红军又发给秘书长韩大载银洋二百元,护送诺那骨灰回到康定。诺那死后,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撤销宣慰使公署,韩大载又护送诺那骨灰到达重庆。国民政府追封诺那活佛为普佑法师,并拨给费用,由韩大载将骨灰送往庐山建塔安葬。也有资料说,诺那的骨灰是安葬在山西五台山。

诺那圆寂时,邦达多吉和江安西还在巴塘与二十四军驻巴塘部队对峙,听闻此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撤围罢兵。邦达多吉率自己的武装退回波密地区,江安西和所率别动队员都悄然离开巴塘,最后回到南京。

韩大载后又出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75年病逝于武汉。著有《诺那大师传》一书。

诺那活佛和江安西等人,与此前的格桑泽仁一样,意识到改变藏族社会落后封闭的状况,唯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合于世界大势的政治改造,发展文教,开发资源,并怀有“康人治康”的政治企图,但己身力量弱小,无非是借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得以在康巴地区小范围内仓促上阵,一试身手,都只好从以非常手段攫取地方政权和枪杆子入手,结果陷入的还是过去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窠臼,形势稍有变化,自身既缺乏实力,更没有觉悟的群众作为基础,仓促举事,政治主张未及施行,又转瞬失败。自己成为历史舞台上无数走马灯式人物中的一个,成为人们谈说康区治乱时,一段有趣也有教训的谈资了。

红军北上后,刘文辉主持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又重新向瞻化县委派了县长,并派出驻军维持治安。

再说那位青梅志玛。

1939年,那个短暂任过瞻化县长的青梅志玛以寥寥数笔又出现在一个人的文章之中。

做这篇文章的人,是当时的瞻化县长,名叫欧阳枢北。他在一份研究西康社会政治状况的刊物《康导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作《瞻化土酋之过去与现在》。文中说:“顷常闻道孚松林口杀人越货,多为多吉之小娃(家奴)所为,西康科学调查团土壤组周昌云等先生来瞻,为言松林口有女匪名曲媚芝妈(青梅志玛)者。嗟乎,此即多吉郎加之女也,小人穷斯滥矣!”原来,这个青梅志玛当不成县长,又率家奴们走上瞻对人的老路,出了家乡,在别县的地面上再行夹坝的勾当了。

青梅志玛的父亲多吉郎加,原是瞻化县地面上雄踞一方,一呼百应的人物,这时也威风尽失。欧阳枢北文中说,青梅志玛当了县长后,多吉郎加一族“使官府震惮,因而重振家声”。但红军来了,诺那宣慰使死了,因此“不幸屡踬,多吉郎加家自度无能为力,见老景如此,常自伤悼。笔者宰瞻,多吉郎加来见,但如穷鸟之投怀耳!因怜而训之,彼唯唏嘘涕泣不自胜。现政府尚与优容者,姑以其牵制其他三区力量也”。

这时,上瞻区的实力派,是一名喇嘛了。“自多吉郎加家势力衰后,有大盖寺喇嘛赤勒者,富有政客风度之喇嘛也,代多吉而有赫赫之名,日巴、大盖、物色等村皆附之。其势力骎骎然,驾多吉而上之,多吉徒拥区长之名而已。然赤勒头脑清楚,知政教终须分立,事事常秉政府之意而行”。

但这欧阳县长大意了。

他这文章刚刚发表不久,青梅志玛就潜回瞻化。她暗中联系属下各路头人,约定6月某日举事,想要重演好戏,消灭驻军,驱逐县长。但她尚未行动,二十四军驻瞻化驻军陈晖先指挥官已得到情报。陈立即率两个连的兵力,从县城潜行几十里地,北上将青梅志玛包围,并发起攻击。激战中,青梅志玛的母亲被打死。青梅志玛叫父亲多吉郎加先行撤离,她自己战败后被俘,后被枪毙于瞻化县城。

从这般景象看来,瞻对这个民风雄强,号称铁疙瘩的地方,其势力此消彼长,纵横千年的地方豪强,在时代大幅度进步之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失去效能,终于显露出末世气象了。

和过去历代清军进剿瞻对不同,红军长征过瞻化境,当地豪强也试图抵抗,但几乎没有过一场像样的战事,都是稍一接触就败下阵来。最大的一场战斗,红军一个排与当地武装二百余人战斗,红军二十五人牺牲。但取得小胜的这股武装,随即就被赶来支援的红军部队消灭。

又过了十四年,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瞻化县城。瞻对,这个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融化。

不久,新政权将瞻化县改名为新龙县。那时的新政权,将自己视为整个中国,包括藏族地区的解放者。这个意思,也体现在新改县名的举动中。瞻化一名中,要害是那个“化”字——意思是以文明化野蛮,以汉文化去化别的文化。“化”之目的,是一个政治与文化都大一统的国家。而新政权的设想,正式确认是多民族的共和。至于这个目标是否始终坚持,或者有全部或部分的实现,应该是留待后来人的总结了。

现在去瞻对,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之内,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从县城出去,乡乡都有公路相通,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在酒店茶楼里,和当地藏汉族领导,谈的都是如何进行旅游开发。旅游资源就是当年清军难以克服的险山要隘与深峡,和那些石头垒砌,形式古雅的碉寨。当然,他们还想从强悍民风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资源,以康巴来命名。但是这一命名,却被旁一个同属康巴的县登记注册了。退而求其次,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命名: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那时,很多的康巴男子汉,都会在长发辫中编入大量的红绸布条或红丝线,盘在头顶,英雄气十足。

如今在新龙县土地上行走,县城乡镇上的公职人员不算,就是村里的农人,也大多着了轻便的短装。偶尔,在路上遇着一个藏装的男子,头上盘着掺着红布条的发辫,陪同的主人就会早早提醒,说,看,这才是真正的康巴汉子!

我在新龙县寻访旧事时,逢县里从州府康定请来有名的舞蹈编导,正在排演一台风格雄健舒展的舞台晚会。这些舞蹈,大量采用了当地民间舞蹈素材,着力体现的正是瞻对民风中雄健强悍的一面。

这台晚会排演纯熟后,要送到省里新成立不久的康巴卫视,在新年时作现场直播。县里广播局领导还带着当地电视台前来访问,要我谈对这台节目的观感,以及对该县旅游资源的评价。

2013年新年,我从电视里收看了这台晚会。

看着那些在舞台上大开大阖,舒展雄健的舞姿,看着舞台深处的灯光变幻,我想,这其实已是一个漫长时代遥远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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