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都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是这次结局出乎寻常的悲壮惨烈。深精佛学,早已戡破生死,一身侠肝义胆的谭嗣同,能逃而不逃,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同样有此心却性情懦弱的梁启超先是拒绝了日本公使的帮助,但是在最后一刻还是避人日本使馆最后逃亡。正在离京途中的康有为得英国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说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换门求告终是石沉大海。

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地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西太后为了自己无可遏制的权欲,身不由己地“荣升”顽固派首领。一时间,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为她破帘而出的唯一依据。在从戊戌到庚子这段时间里,为了废掉光绪这个虽然懦弱却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敌”,她与西方各国以及洋务派督抚们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她所面临的情况与处境比之“坐井观天”的光绪还要尴尬。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车轮就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学习的路,那么应付西方的外部压力就只剩下向民间寻求助力这一条路。那些百无一用、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来,朝中沾点“新”味的官员人人自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寻求外放以避祸(顽固派的弹章并没有放过中立的李鸿章和看风使舵的张之洞)。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不少与洋务派有点瓜葛的官员都受到牵连,非死即逃。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的义和团,抢先在洋兵来到之前,剿杀那些“扶清灭洋”的朴质农民,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人中国农村时,发现他们要追剿的“拳匪”的人头已经早就挂在村头树上了。

就这样,西太后犯了她执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错误,她不仅没有侥幸地把洋人赶出去,反而使中国背上了四亿两白银的重债,外国军队控制了京津一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象征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仓皇出逃,风餐露宿,只能以高梁秸秆解饥疗渴,有清一朝帝后处境狼狈者,无过于此。

戊戌维新是中国的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虽然在这个机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国人毕竟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始近代化的变革,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地推进一步,即使步子不能迈得大_点,也不至于倒退一大步。虽然很精明干练却缺乏政治远见的西太后也许并不很清楚,中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机会就是这样丧失了,虽然变法的操作者们犯了很多错误,西太后的倒向顽固派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历史在这一时刻毕竟把她与顽固派同时钉在了耻辱柱上,变法的失败不管怎么说也是西太后与顽固派发动的政变所致。

经过戊戌的反动与庚子惨变之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西太后终于再次拾起当年百日维新的余唾,开始了一轮新政。新政是清朝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当年康梁诸人设计的方案在运行。但是,时间虽然过了不到五年,变法的条件已经比当年恶劣到了不知凡几。

首先,经过这样一反一正的大折腾后,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地降低了。西太后在从西安“回銮”时,沿途搜刮可能不至于上海报纸上哄传的那样过分,但舆论界却对此大加嘲讽,革命派与保皇派还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仅仅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都对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没什么好感,他们讨厌西太后是由于戊戌的旧账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祸”的新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由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来主持一场大规模的变法。

而一般老百姓对清政府的失望则是庚子年先是利用义和团(这是代表民众情绪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装团体),而后为了向列强乞和,又残酷镇压义和团,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政府的无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道德上丢尽了脸面。

孙中山曾说庚子之前后民众对革命派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对他们的事业深表同情,他非常不恰当地将这种变化归功于他们影响不大的一次起义,其实,庚子之后革命党人的市场之所以扩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失人心。一般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各种末世之谣不胫而走,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开始根本动摇。很明显,由一个民众根本不信任的政府主持的变法改革,其效用自然要大打折扣。

其次,新政所处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劣了。由于巨额(后来连西方各国的舆论都觉得过分)赔款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收入,由于作为还款抵押,中国政府已无权支配。这样,清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财政困难。依赖已经相当腐朽的行政机器来筹款加捐,其中饱扰民,其腐败低效不问可知。偏巧有许多捐税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义出台的,只能引导人们把怨恨归到新政头上。

财政的过分困难,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各项改革的干预力度,尤其是经济改革,政府根本无力对某些必需的经济部门和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反而是不适当的搜刮。

更重要的是,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本来就陷入贫困化境地的中国,就愈发在贫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场极度地萎缩,人民购买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样,使得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一出世就面临着严重的“市场瓶颈”的束缚,举步维艰。而主权丧失几尽的政府又根本没有能力修改极不合理的关税条例,无法保护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再加上政府的腐败与低效,遂使种种看似不错的经济政策翻成画饼。

这种种变法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基本上可以说均为西太后的戊戌反动所赐。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戊戌政变将一群怀一腔报国之志的先进分子打入血泊之中,等于打掉了中国人向上的爱国主义理想和士气。严复记戊戌诗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虽然严复自勉“莫遣寸心灰”,但寸心灰者毕竟不少。激进者投身革命党,颓唐者混迹烟花巷。真心实意想挽救“大清国”的所剩无几了。

这种局面造成了在清廷新政中缺乏了那种昂扬奋进的精神和热血报国的志士,而多的是投机钻营之徒。本来反对维新的人除了少数真诚的守旧派卫道士之外,大多不外是贪恋既得利益的无耻之徒。新政时期,他们又顺风转舵,跻身“通人”行列,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说,还将这场变法搞得面目皆非。庚子之后,由于“惩办祸首”的结果,顽固派的气焰为之稍戢,但由于新政虽照抄康梁的方案,西太后却不肯使近代的“党锢”开禁,更不肯让光绪复出。活生生地把维新党人排斥在新政之外,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有时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新政时开经济特科,取中的头名梁士诒,只因为祖籍广东,姓名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便遭黜。所以,尽管这老太婆搔首弄姿,又是拍照又是学外语,表现出种种“求新”姿态,但并不能改变国人眼中她不佳的形象,也无从使清政府的信用提高几分。

新政刚刚开了个头,清政府却在革命党的炮声中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连孙中山、黄兴都感到意外),并不意味着革命党人力量的强大,只能说是清政府毫无信用,丧失人心。

有人鉴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之糟,认为新政如果能继续下去,中国的近代化也许状况会好得多,从而把责任怪罪到所谓“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头上,其实新政的夭折在当时是势所必然。历史只给了清政府自发改革的一次机会,这个机会被错过,又不肯拉下脸来承认错误,以补前愆,最后大局糜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清朝自家酿的苦果只有自家吞,至于连带着国家也晦气,也不是由哪些人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戊戌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似的失败了,它的失败留给后世的遗憾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要多。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代价最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度离中国人触手可及那样的近,可是转瞬之间,却变成一场人间悲剧。

历史已经翻过了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均已作古,只留下篇篇令人振奋也令人鼻酸的文字。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这段历史,当然不是,也不应该追究当事人的历史责任。康梁等人没有把这场运动引向胜利,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是当年他们的确是尽力了,今天的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比他们高明一点,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没有丝毫值得傲人之处。

历史在上个世纪末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是刺激起了一部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急切之心,却没有给予中国相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像雪崩一样压过来的外患,使得中国人在图强的挣扎中情感变形,对西方先进文化爱恨交织,上层的卫道士和下层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墙角,往往易于生出极端性非理性的反弹。

而在国内政坛上,由于光绪的亲政和甲午战争的种种事端,帝后权力之争的漩涡已经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光绪锐意变法,根本看不上满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却在为祖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帘后操纵又发现台前的傀儡并不那么听话而苦恼。光绪想要变法倒未必是为了争权,但西太后却担心变法的结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官去扎花。

清朝晚期持续不断的满汉之争于甲午之后又翻起新的浪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同治以来中兴名臣的神话像肥皂泡似的破灭,站在岸上观战的满臣倒有了评头评足的权利,登高一呼,鼓吹变法的新派人物恰好撞在旗人政治的厚墙上。

多少有些西学知识,了解一些外国情况与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巨头李鸿章,恰恰在甲午战争中因指挥失当和被迫去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声名狼藉,赢来了妇孺皆知的卖国奸贼的名声,从而为维新派联合洋务派之举凭空添加了心理上的障碍。

也许,一些富有经验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妥善地利用矛盾,争取助力,循序渐进,将变法引向成功,但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只给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这样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为什么后来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没有早一点出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回顾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好自己应做之事,无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曾说过:“戊戌为康氏一生悲剧,亦为一生之喜剧。”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完自己的悲喜剧之后,却在真的戏台上看到了由演员们扮演的自己。1922年的某一天,康有为在杭州忽见剧场上演《光绪皇帝痛史》,急购票人观。观后欷歔良久,赋诗两首:

老夫入座倚阑观,化身冠带正登坛。

喁喁万首成倾动,共指鲰生叹息看。

电灯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

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

看来,“在座痛无言”的他是清楚的,戊戌的往事对他自己可能既是悲剧,又是喜剧,但对于中国而言,却只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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