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小孟尝”何成浚那样的人物即将出现,就是他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术,推出了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部队,并与他的兄弟们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仇故事。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些人。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儿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碗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奇人萧大哥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轻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重建西北军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不好听些,就是一丧家之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蹦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起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儿,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跑项目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还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000块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冯玉祥和西北军都颇有渊源。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在老蒋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老蒋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那就是第27路军,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

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叛冯,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没好气呢,就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们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绞一般,实在是不好受(“情味甚为郁愁”)。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老蒋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辞,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淡。只要他愿意改编你,根本不在乎多给你一个编制。

老蒋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有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老蒋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老蒋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老蒋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吗?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老蒋的秘书那里去了。

老蒋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开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老蒋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老蒋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老蒋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那么老蒋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中央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老蒋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老蒋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得太原者得天下,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就可能会尾大不掉。

老蒋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儿。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老蒋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大运了,能够跟老蒋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啊。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老蒋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

因为萧振瀛所涉及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老蒋把孔祥熙叫来:呶,事情是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老蒋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块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啊。不愧是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老蒋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老蒋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老蒋终于点了头。

老蒋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老蒋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请派令”),这事才算成。

从老蒋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郑君就没辙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做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我忘记提一句了,萧振瀛本人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出来闯关东的。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政里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进关谋出路的。

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一千块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的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

两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两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儿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两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眯眯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儿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跺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是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先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拨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账,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唯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国民党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致。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国民党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的,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儿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得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一说为5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像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西北兄弟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老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块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阎摆起一副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早先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这人还算是厚道,出于当年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倒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老蒋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当初19路军在参加淞沪战役前,就是这么被不情不愿地调到江西去的,除了损兵折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要不是运气好,被调回京师,又正好赶上跟日本人作战,没准就要弄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共产党的部队(红军)战力了得,能征善战,在那个时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跟红军作战,除了中央军属于职分所在,没有办法,几乎再没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中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

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中央,不找老蒋,他去找东北军。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四处放风,说老阎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当年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的一箭之仇,一个不留神,没准他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少帅本来对老阎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这一下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就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进驻晋东的榆次和阳泉,以扼制太原咽喉,如此,“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那就把你们调过去吧。

这边老阎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讲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张自忠进驻阳泉,赵登禹占领榆次,冯治安、刘汝明则在附近遥相呼应。

此时,老阎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还离我更近了?!

一打听,明白了,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了。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老阎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着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昂然,其实也蛮有点耍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情况下,不耍赖皮,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老阎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急忙给张学良打报告,可人家愣没答理他,这才知道29军的行动,竟然就是张学良默许的。

再到老蒋那里告御状,老蒋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原因是萧振瀛已经提前给老蒋送去了“独家解释”,说是29军如果留驻不走,可以起到稳定华北、牵制晋奉的作用。

多贴心的一个解释啊,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再看张学良本人也没有要调29军南下的意思,也就作罢了。

留驻晋东,为29军后来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晋东大练兵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缝一缝,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时候,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对于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同志们来说,“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

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时候我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便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我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屠杀和侵略他们的日本鬼子(“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经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起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拿来主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迟迟缩缩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儿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扒在一口大锅上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了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老蒋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动静。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老蒋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各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关东军大改组,武藤上任,对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这个时候,说少帅真的不急是假的。义勇军在东北的情形,问一下北平救国会就知道了。

如果东北义勇军顶不住,隔着河北平津的还有一个热河。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就是察哈尔,那里同样需要有人顶上一把。

可是派谁去呢?

没人愿意去。

当年全国的穷省里面,要是弄个排名榜的话,察哈尔省绝对在三甲之列。

这就想到了当年拾荒一样收来的那根大钢筋,听说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29军一直“赖”在山西不走,而以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阎老西竟然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

不过事先说好,这次去是没有“开拔费”的。

宋哲元一听,满口答应。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心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这就意味着,29军从此有自己的窝了,哪怕那是穷得冒泡的察哈尔,哪怕没有一分“开拔费”。

“赖”在山西那是无处可去,你当谁真的心甘情愿。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估计那几晚,29军的官兵做梦都是含着泪花的。

收拾好行装(其实也没什么行装好收拾),立刻开拔。

阎老西你还别瞧不起人,爷爷只要有地方待,就是睡草堆,也比蹲在你大门口遭你白眼强。

这一路,29军走的都是夜路,白天根本不敢走动,倒不是怕日军的飞机空袭,而是担心被剿匪部队认做是土匪。

其时,他们在衣着装备上跟土匪相比确实也没多大区别。

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这句话放在29军身上还是很贴切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一天天在增长,谁也不敢再不把29军放在眼里了,当初谁也不要的小乞丐渐渐变成了如今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到长城抗战前后,29军军容之盛已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宋哲元曾经苦求不得的那个师也有了着落,少帅这回爽快地点了头,29军暂编第2师(暂2师)成立,刘汝明从那个不尴不尬的副军长职位解脱出来,去当了师长。

事实上,29军的奇遇不止于此。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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