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之政象

清代狭义的部族政治,虽经所谓“咸同中兴”,苟延残喘,而终於不能维持。

第一、是外患之纷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鸦片事务,至二十二年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谓“鸦片战争”,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此后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烧圆明园,咸丰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六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八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十年,中、法战起,十一年议和,失安南。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十九年,英、法共谋暹逻,废止入贡。二十年,中、日战起,二十一年议和,割台湾,失朝鲜。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二十六年,八国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联军入北京,光绪避难西安。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二十九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三年,英兵侵据片马。

东西势力初次接触,中国昧於外情,因应失宜。

东西两文化,其先本无直接之接触。其始有直接接触,已近在明清之际。其先中国文物由间接关系传入欧西者,举其尤要者言之,如养蚕法、东汉蚕丝已入罗马。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波斯人始将中国蚕种传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当唐玄宗时,大食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纸厂,为大食造纸之始,时欧邦皆用,羊皮纸,大食专利数百年。于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罗盘、宋书礼志谓:“周公作指南车,经马钧,祖冲之以后,其法不传。”至北宋又见於沈括之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欧人制磁针作航海用,始於西元1302年。当元成宗大德六年,较沈括所记尚迟二百年。其法盖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火药、中国古时即有火药。据三朝北盟会编,北宋靖康时,宋、金弓交战已用火砲。其后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砲,以纸包石灰、硫磺。孝宗时,魏胜创砲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近代火具之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德人初造火药。

印刷术,雕版始於唐中叶。宋仁宗时,毕升发明活版印书术。明英宗正统三年(西元1438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关近世文明者甚大。欧邦学者谓元代中西交通,乃将彼土中古时期之黑云一扫而净。蒙古人屠杀之祸虽惨,亦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观於马可波罗所称述,在我固平淡无奇,在彼至于惊诧莫信。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日本,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日本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主和主战,翻覆无定。内则言官哗呶(náo),仗虚骄之气,发为不负责任之高论。外则疆吏复遇事粉饰,不以实情报政府。而内政腐败,百孔千疮,更说不上对外。

第二、是内政之腐败。

当时内政上,最感问题者,首为财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叶以后,贪黩奢侈之风盛张,各省积亏累累,财政已感支绌。经嘉庆川、楚教匪长期内乱,至道光而对外商业,漏巵(zhī)日大。黄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谓:“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粤省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争为利薮者,今视为畏途”王庆云咸丰即位奏:“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而销盐日绌。南河之费,嘉庆时止一百余万,而遁来递增至三百五十六万。地丁岁岁请缓,盐课处处绌销,河工年年保险。入少出多,置之不问。”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场之腐败中饱,一方亦由银价日昂,钱价日跌,经济状态转恶,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清廷之决心禁烟,亦由於此。厥后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漏巵(zhī)益增。并历次赔款,国库益窘。

其次则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后,纳赀(zī)之例大开,洎(jì)咸同而冗滥益甚。王凯泰同治十二年应诏陈言,首请“停捐例”。谓:“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变政,又称“百日变政”。这一个变政的生命,前后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复垂帘训政。

这一个变政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绪以四岁入宫,抚抱为帝,屈服长养于那拉氏孝钦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绪帝之母为孝钦妹,以是得立。积威之下。长日跪起请安,守家人儿子礼惟谨,十六岁大婚,太后撤廉,然实权仍在其手。移海军衙门费修建颐和园。户部尚书阎敬铭节款千万,备筑京汉路,孝钦逼之辞职。太监李莲英用事,海、陆军将领丁昌、卫汝贵、叶志超皆拜门下,称受业。时称“海底鱼雷”、“开花弹子”,皆以铁滓、泥沙代火药。满洲亲贵,乃至宫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绪又体弱多病,易动感情,而机警、严毅皆不足。在内廷读康有为书如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等,至于涕泗横流。盖一软性富伤感而无经验阅历之青年,不足当旋乾转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

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务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无权无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为督办上海官报,康留京不出。而以军机四章京七月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主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为告德宗:“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间传递消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督办上海官报的康有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实此等并非新政,更无所谓政绩,仅是一纸诏书而已。时人或劝康有为:“今科举既废,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弟有溥与人书,亦谓:“伯兄(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力劝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

不谓再一转盼间,“富强”之名又一变为“救亡”。昔之岌岌然谋富强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会也。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

“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咸丰二十岁即位,三十一岁卒。同治八岁即位,二十一岁卒。光绪四岁即位,三十七岁卒。宣统三岁即位,六岁逊国。即以年龄言,皆不足担此重任。同治时,东(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帘听政,继续至光绪时。母后临朝,—更难济此危局。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豈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洪亮吉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日本事贝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国一致之对日抗战。

七、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在此艰钜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唱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已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祈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

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绪时,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维新”与“革命”之辨,正为一由政府领导社会,一由社会推翻政府。其牺牲之大小与收效之多寡,适成反比。惟惜清政府不足语此。然革命要为万不得已,政治苟上轨道,终必经此军政、训政、宪政之三步骤也。

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了解。此本孙中山先生自述“知难行易”。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惟一路向。

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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